读懂《乡下人的悲歌》，你就懂了万斯和2024年大选。——《纽约时报》
《乡下人的悲歌》深刻揭示了全球化时代那些游离在美国梦光环之外普通美国人的困境与危机，折射出美国普通大众对“黄金时代”的憧憬和眷恋。
在美国的“铁锈地带”，曾经的辉煌不再，大批工人家庭返贫。这里的人成为其他人口中的“乡下人”（hillbilly）、“乡巴佬”（redneck）甚至是“白色垃圾”（white trash），他们发现无法像以前那样通过个体劳动就能让全家人过上优渥的生活，于是陷入了屈辱、焦虑与绝望的情绪之中。
万斯便是在“铁锈地带”一个充斥着酗酒、滥用药物、精神创伤、家庭暴力、沟通障碍，缺乏安全感的家庭中成长起来的。周围的环境不断引诱着万斯“堕落”，但幸运的是他身边的“乡下人”还拥有着爱与忠诚，支撑着他一路上升，最终从耶鲁大学毕业。
然而，像万斯一样成功脱离贫困的案例屈指可数。贫穷、教育资源匮乏、上升通道关闭、精神文化缺失，导致无数人只能在底层苦苦挣扎扎。万斯以“局内人”的身份，指出了一个惊人的事实——比贫穷更可怕的是失去希望，很多生活在底层的人不断地自我否定，认为自己无能且没有未来。
与此同时，美国精英阶层虽然看到了底层这种世代相袭的贫穷，却不理解为什么这些人会陷入绝望，富人和穷人之间出现了严重而深刻的割裂。由此催生出的不满与愤怒，助力特朗普赢得美国大选，也让被视为“美国工人阶级的代言人”的万斯成了美国副总统。
《乡下人的悲歌》不仅是万斯摆脱童年阴影到自强不息的励志色彩的自传，是一部让美国精英群体认知受到巨大冲击的社会调查报告，也是世界了解美国正在发生什么以及未来政策走向的重要参考书。

引言：这是我的故事，却是美国的问题
第一章：贫苦、疯狂和脆弱
第二章：逃离肯塔基，却逃不出乡下
第三章：挣扎的中产生活
第四章：童年的压力
第五章：破碎的身份认同
第六章：游走于不同的“爸爸”之间
第七章：阿公之死
第八章：母亲的世界有缺陷，但她无法改变
第九章：我们这些努力工作的人反倒被嘲笑
第十章：海军陆战队教会我的：吃饭、早起、规划
第十一章：如果你失败了，应该怪谁
第十二章：我和我耶鲁的同学有什么不一样
第十三章：那些我不知道的，让我失去了很多
第十四章：童年经历如影随形，我一直在抗争
第十五章：穷孩子的成功比想象的要难
结语：我们是一群很牛的乡下人，却无法改变孩子的命运
后记：写作这本书我要感谢很多人
新版后记：《乡下人的悲歌》火遍美国，美国底层有没有因此变好

序
我的名字是J. D. 万斯。首先我觉得我应该坦诚地讲一下：我认为读者们此时拿在手里的这本书有些荒唐。封面上说这是一本回忆录，但我才31岁，而且还没有取得什么伟大的成就，至少还没有那种值得一位陌生的读者花钱来读的成就。我所做过的最棒的事——至少是名义上的，就是从耶鲁法学院毕业。这是我13岁时连想都不敢想的。
但是，耶鲁法学院每年都有大约200名毕业生。而且我相信读者也不会想去阅读他们当中大部分人的人生。我不是参议员，没当过哪个州的州长，更没担任过内阁部长。我并没有创立市值10亿美元的公司，也没建立改变世界的非营利组织。我仅有的是一份不错的工作、一段幸福的婚姻、一个舒适的家，还有两只可爱的狗。
因此，我之所以写这本书，并不是因为我取得了什么不平凡的成就，而是因为我做的事虽然非常平凡，但大多数像我那样长大的孩子都做不到。你们要知道，我的童年很穷困，生活在铁锈地带（Rust Belt）*俄亥俄州的一座钢铁城市。从我记事时开始，这座城市的工作岗位就在不断流失，人们也逐渐失去希望。至于我家的情况，用委婉一点的说法是，我和父母间的“关系比较复杂”，他们中的一位接近整整一生都在和毒瘾做斗争。把我带大的外祖父母连高中都没毕业，而我的整个大家庭里上过大学的人也寥寥无几。各种各样的统计都会显示，像我这样的孩子前景黯淡——我们当中幸运的那些，可以不用沦落到接受社会救济的地步；而那些不幸的，则有可能会死于过量服用海洛因——我的家乡小镇仅仅去年就有几十人因此死去。
我曾是那些前景黯淡的孩子之一。我差点因为学习太差而从高中辍学，也差点屈服于身边每个人都有的那种愤怒与怨恨。现在，人们看到我时，看到我的工作和常春藤名校的毕业证书时，都会以为我是什么天才，认为只有特别出众的人才会走到我今天这一步。尽管我对这些人毫无恶意，但恕我直言，这种理论其实是一派胡言。就算我有什么天分，如果不是得到了许多慈爱的人的拯救，这些天分也会白白浪费了。
这就是我真实的人生，也是我写这本书的初衷。我想让人们知道那种对自己濒临放弃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以及为什么会有人放弃自己。我想让人们了解穷人的生活到底发生了什么，以及精神和物质上的贫穷会对穷人家的孩子造成什么样的心理影响。我想让人们理解我和我家庭的美国梦。我想让人们体会向上层流动的真实感受。此外，我还想让人们认识到我自己不久前才意识到的一个问题：对于我们这些实现了美国梦的幸运儿来说，那些我们经历过的恶魔一直就在身后不远处穷追不舍。
在我的故事背景中，有一个关于种族的问题需要解释一下。在美国这个种族意识很强的社会中，我们的词汇往往局限于人们皮肤的颜色——黑人（black people）、亚洲人（Asians）和白种人特权（white privilege）。这些宽泛的分类有时会有用，但想了解我的故事的话，还得分得更细一点。我虽然是白人，但不会把自己等同于美国东北部信奉新教的盎格鲁-撒克逊裔白人（WASP）*。与之相反，我认为自己是苏格兰-爱尔兰人后裔（Scots-Irish descent）中那些没有大学文凭的数百万白人工人阶级当中的一员。对于这个人群而言，贫穷是家庭的传统——他们的祖先当年在南方当短工，然后又曾当过佃农、煤矿工人，在较近的年代里又当上了机械工和工厂工人。在美国人的称呼中，他们是乡下人（hillbilly）、乡巴佬（redneck）*，或者是白色垃圾（white trash）。而于我来说，他们是邻居、朋友和家人。
苏格兰-爱尔兰裔是美国特色最为鲜明的群体之一。一位观察者曾记录道：“走遍美国各地，苏格兰-爱尔兰裔美国人一直令我感到震惊。他们是美国最为持久稳固、变化最少的亚文化群。当几乎到处都是对传统的全盘摒弃时，他们的家庭结构、宗教与政治，还有社会生活仍然保持不变。”［1］
对传统文化的信奉带来了许多好的特性——高度的忠诚感以及对家庭和国家的狂热奉献，但也有许多不好的特性。我们不喜欢外来者或者是与我们不一样的人，不管不一样的是样貌、行为或是说话的方式，而说话方式尤为重要。想要理解我的故事，你首先必须得了解，我骨子里是一名苏格兰-爱尔兰“乡下人”。
如果种族是硬币的其中一面的话，那另一面就是地理因素。当18世纪的第一批苏格兰-爱尔兰移民来到新大陆时，他们就被阿巴拉契亚（Appalachia）山脉深深吸引住了。这一地区固然广袤——从南方的亚拉巴马州（Alabama）和乔治亚州（Georgia）一直延伸到北方的纽约州一带——但大阿巴拉契亚山区的文化却非常有凝聚力。我的家庭来自肯塔基州（Kentucky）东部山区，我们自称为乡下人。虽然出生在路易斯安那州但定居在亚拉巴马州的小汉克·威廉姆斯（Hank Williams, Jr）在他那首乡村白人歌曲A Country Boy Can Survive中也把自己视作一名乡下人。而当大阿巴拉契亚山区由支持民主党转而支持共和党时，他们重新定义了尼克松之后的美国政治。但是大阿巴拉契亚山区的白人工人阶级的命运看起来却最为黯淡。从低社会流动性到贫穷，再到离婚和吸毒，我的家乡成了苦难的中心。
因此，毫不意外，我们是一个悲观的群体。但令人吃惊的是，据调查显示，白人工人阶级是美国最悲观的群体。拉美裔移民当中许多人面临着难以想象的贫穷，但白人工人阶级比他们还要悲观。美国黑人的物质生活前景仍然落后于白人种族，但白人工人阶级比他们还要悲观。虽然真实情况中可能存在一些愤世嫉俗的成分，但现实是，相较于许多其他群体，像我这样的“寒门”对未来更为悲观，虽然很多群体明显比我们更为贫困。这种现象就说明，肯定是金钱之外的某些地方出了问题。
确实如此，我们从未如此地脱离社会，而我们还将这种孤立传递给了我们的孩子。我们的信仰也发生了变化：越来越多地围绕教堂，更多地依赖情绪化的修辞，而不是那种可以帮助贫苦孩子进步的必要社会支持。我们当中的许多人退出了体力劳动大军，即便有更好的机会，许多人也不会选择搬迁。我们文化中的某些特性带来了特有的男性危机，这种危机使得我们的男性形成了某些劣根性，难以在这个变化的世界中取得成功。
当我提及我们社区的困境时，总能听到诸如此类的解释：“J.D.，白人工人阶级的前景确实恶化了，但你把因果关系搞反了。他们的离婚率在增加，结婚率在降低，幸福感也在下降，但这是因为他们的经济机会变少了。只要他们能得到更好的工作，他们生活的其他方面就会相应地好转。”
我自己年轻时也曾这样认为，当时的我拼命想相信这种观点。它听起来很有道理。没有工作会造成很大压力，而没有足够生存的钱会更有压力。随着中西部的制造业中心被掏空，白人工人阶级不仅失去了自己经济上的安全感，还随之失去了稳定的家庭和家庭生活。
但那些艰难的经历也可以是一位老师，这位老师教给了我一点：这种关于经济上不安全感的说法有其偏颇之处。几年之前，在我进入耶鲁法学院前的那个夏天，我想找一份全职工作，以便攒钱搬到康涅狄格州（Connecticut）的纽黑文市（New Haven）。我家一位朋友建议我在家乡附近一家中等规模的地砖分销公司打工。地砖特别重：每一块重3~5磅*不等，而一箱通常装有8~12块。我的主要工作就是把地砖搬到货板上，为运走做准备。这份工作虽不轻松，但一小时能挣13美元，而我正需要用钱。所以就接受了这份工作，并尽量多轮班和加班。
这家公司有差不多12名雇员，其中大多数都已经在那里工作了许多年。有位同事同时干着两份全职工作，但并不是因为迫不得已：他在地砖分销公司的这第二份工作使得他可以追寻自己开飞机的梦想。一小时13美元对我家乡的单身汉来说不算是小钱了——一间不错的公寓的月租也才500美元左右，而且地砖公司还有稳定的加薪。在经济下滑的背景下，在那家公司干过几年的员工一小时至少能挣16美元，也就是年收入32000美元——这比哪怕一个家庭的贫困线都高出不少。虽然公司能提供如此相对稳定的环境，但管理者发现我在仓库的这一职位很难找到长期员工。在我离开之前，仓库共有3名员工，虽然我当时只有26岁，却比其他员工年长许多。
其中有一名员工叫鲍勃（Bob，化名），他在我之前几个月刚刚到这个仓库工作。他当时19岁，有一个怀孕的女友。经理非常体贴地给了他女友一份接听电话的行政工作。他和他女友的工作表现都非常糟糕。他女友差不多每隔两天就要逃一天班，而且从不预先通知，而他则是长期迟到。不仅如此，他每天还要上3~4次厕所，一去就是半小时以上。他的表现实在是太差了，以至于我在那儿的工作结束之前，我和另一名员工发明了一种游戏：当他去上厕所的时候，我们会定上计时器，然后每个重要的“里程碑”都会在仓库两端互相喊叫——“35分钟了！”“45分钟了！”“1小时啦！”
最终，鲍勃也被解雇了。被解雇时，他对着经理怒斥道：“你怎么能这样对我？你不知道我有一个怀孕的女友吗？”而且像他这样的还不止一个，我在地砖仓库工作的短短时间里，至少还有两个人也丢掉了工作，其中还有鲍勃的表哥。
讨论机会平等时，这样的事例不可忽视。那些获诺贝尔奖的经济学家担心的是中西部工业地区经济的下滑，以及白人工人经济中心被掏空。他们指的是制造业的岗位流向海外，而那些没有大学学历的人更难找到中产阶级的工作。确有此理——这些事情也是我所担心的。但这本书是关于除此之外的那些问题：当工业经济衰落的时候，老百姓的真实生活发生了什么变化。这本书讲的是，在不利的条件下，人们是如何用最坏的方式来应对的，讲的是现在的美国文化在某种程度上越来越鼓励社会的溃败，而不是抵御腐败。
我当年在地砖仓库所看到的问题位于比宏观经济趋势和政策更深的层面。太多的年轻人对努力工作并不感冒，而好的工作岗位却总是找不到人。一个年轻人有着各种需要工作的理由，如要供养未来的妻子还有即将出生的孩子，他却丢掉了一份有着很好医疗保险的不错工作。更令人不安的是，当丢掉自己工作的时候，他还认为自己是受到了不公正的对待。他身上缺少一种主观能动作用——他认为自己对自己的生活掌控很少，总是想要责怪除自己之外的任何人。这种现象与现代美国的经济格局格格不入。
需要指出的是，虽然我在这本书里关注的是我认识的这类人，即阿巴拉契亚地区的白人工人阶级，但我并不是说我们这类人比其他人更值得同情。我写这本书的初衷并不是因为白种人比黑种人或其他任何人种有更多值得抱怨的地方。而是说，我希望这本书的读者能摘下种族的有色眼镜，从中感受阶层和家庭是如何对穷人造成影响的。对于许多分析家来说，一听到“福利女王”，脑海里就会浮现出靠失业救济金过活的懒惰的黑人母亲这一有失公允的形象。这本书的读者很快就会发现，我的论据与这种形象并无关系：我认识一些“福利女王”——有些还是我的邻居，但都是白人。
这本书并不是一项学术研究。前几年，威廉姆·朱利叶斯·威尔逊（William Julius Wilson）、查尔斯·穆雷（Charles Murray）、罗伯特·帕特南（Robert Putnam）和拉吉·切迪（Raj Chetty）都曾通过令人信服的深入研究指出：向上的社会流动在20世纪70年代衰退，且再没有真正恢复；某些地区比其他地区的遭遇更糟（令人震惊的是，阿巴拉契亚和铁锈地带表现糟糕）；那些我曾在生活中目睹的现象，其实存在于整个社会。虽然他们得出的结论有些地方我不敢苟同，但他们都已经有说服力地指出：美国出了问题。虽然我会运用数据，也会借助学术研究来说明问题，但是我的主要目的并不是让读者相信一个纸面上的问题，而是讲述一个真实的故事：一出生就被这样的问题压得喘不过气来是一种什么样的感受。
这个故事离不开我生命中的那些人物。所以，这本书不是我一个人的回忆录，而是我们整个家庭的。这是一部由一群来自阿巴拉契亚的寒门子弟的眼睛所看到的机会与向上流动的历史。两代人之前，我的外祖父母一贫如洗而又彼此相爱。婚后，在逃离身边令人窒息的贫穷的希望的驱使下，他们搬到了北方。他们的外孙（我）毕业于世上最好的学府之一。
以上是简短说来，以下就是详细的故事。
为了保护他们的隐私，书中的某些人是化名，但书里面的故事都是根据我的回忆，对我所目睹的世界的准确描述。这里面没有复合的虚构人物，也没有断章取义的叙事。里面的很多细节我都是尽量地采用文字记录，如成绩单、手写信、照片上的备注等，但我相信本书的故事就像任何人的记忆一样不可靠。确实如此，当我请我姐姐阅读早期的稿子时，她和我就某件事情发生的顺序是否搞错了而讨论了足足30分钟。我最后还是保留了我的版本，并不是因为我不信任我姐姐的记忆（事实上，我觉得她的回忆比我的更加可靠），而是因为我认为，我的脑子是如何记忆这些事件这个事情本身，也有值得玩味的地方。
我也不敢说自己是一位没有任何偏见的观察者。读者将看到的每个人几乎都有着明显的缺点。有的人曾试图杀人，其中有些人还成功了；有些人曾在身体上或精神上虐待自己的孩子；许多人曾（现在依然）滥用药物。但是，我爱着这些人，甚至那些我平时为了保持自己的理智避而不谈的人。如果你读了这本书认为我的生命中有的人是坏人，那么我要说声对不起，既说给读者，也说给那些因为我的描述而成为读者眼中坏人的那些人。因为，这本书中本没有什么恶人，有的只是一群寒门的乌合之众，他们一直在挣扎着前行——感谢上帝，他们不仅是为了他们自己，还为了我。

聚焦于个人坎坷的奋斗之路，既真诚朴实，又显露出其带有社会学眼光的分析视野。可佩的是,本书并非贩卖个人成功经验的励志鸡汤，而是努力在“悲歌”中叩问“悲”从何来，在现实面前思考希望何在。
——《新京报·书评周刊》评难圆的“美国梦”

在《乡下人的悲歌》中，J.D. 万斯真实讲述了社会、地区和阶层衰落会给一生下来就深陷其中的人带来什么样的影响。万斯的外祖父母从肯塔基州的阿巴拉契亚地区向北迁居到俄亥俄州，希望逃离那可怕的贫穷。他们通过努力跻身中产阶层，最后他们的外孙从耶鲁法学院毕业，这是传统意义上成功实现一代人向上流动的标志。
——比尔·盖茨

万斯先生以悲天悯人、体察入微的笔触进行社会学解读，讲述了社会底层的白人如何驱动政治反抗，推动唐纳德·J. 特朗普的崛起。万斯探究缜密，充分运用第一手资料，举重若轻地以文明的方式解读了这场混乱的选举，他的文字无论对民主党还是对共和党都极有启发。
——珍妮弗·西尼尔（Jennifer Senior），《纽约时报》评“读懂特朗普为什么能赢”

全球学术界、金融界、企业界、政界、科技界的领军人物惊觉自己置身于这样的一个世界。似乎是为了更好地了解世界，他们纷纷开始阅读J.D. 万斯所著的《乡下人的悲歌》。
——朱莉·维哈格（Julie Verhage）、西蒙·肯尼迪（Simon Kennedy），彭博推荐书单

精英通常认为我们的社会危机就是“经济停滞”或“不平等”。而J.D. 万斯以动人的笔触描绘了那些抽象的学术文章一直未关注到的真正的民众生活。
——彼得·蒂尔（Peter Thiel），畅销书《从0到1》作者，企业家、投资人
 
这是一本动人的回忆录，记述了作者如何从一个多灾多难、因毒瘾而支离破碎的亚巴拉契亚家庭走出来，成功考取耶鲁法学院。《乡下人的悲歌》意义深刻，它给美国那个通常不受关注的角落打开了一扇窗，并以真诚、有力的话语表达了殷切希望。同时《乡下人的悲歌》的出版也标志着一位天才原创作家的兴起，这本书也是所有关心美国当下真实状况的人的书。
——蔡美儿（Amy Chua），畅销书《虎妈战歌》作者，耶鲁大学法学院教授
 
万斯用引人入胜的语言解释了为什么像他那样成长起来的人成功会如此困难。
——《华尔街日报》

“J.D.万斯的《乡下人的悲歌》以一种非常真诚的方式，讲述了生长在一个信念破碎的家庭的感受。今年，你不会读到一本比之更重要的关于美国的书了。”
——《经济学人》

我开始更深入地思考自己的身份，同时也深深爱上了同学乌莎。真巧，做第一次大的写作作业时，我俩被分为搭档。于是一年级时我们有很长时间来相互了解。她美好得不可思议，集人能有的所有优点于一身：聪明、勤奋、高挑、美丽。我跟一个哥们儿开玩笑说，如果她性格很差的话，一定是艾茵·兰德（Ayn Rand）小说女主人公的不二人选，但她十分幽默风趣，说话也非常直截了当。其他人可能会弱弱地说：“嗯，也许这个可以改一下措辞？”或“你有没有思考过另一个想法呢？”但乌莎干脆利落地说：“我认为这句需要修改”或“这个论点糟透了”。一起在酒吧的时候，她抬头看了看一个我们的共同朋友，直言“你的头真小”，但完全没有一点讽刺的意味。我从来没有见过像她这样的人。
我之前也谈过几个女朋友，有的严肃，有的活泼。但乌莎在我心目中是完全不同的。我时时思念她。一个朋友说我“相思成疾”，另一个说从没见过我这样。第一学年结束前，我得知乌莎还单身，于是立刻约她出去。暧昧了几周并约会了一次后，我告诉她我爱上了她。这违反了我作为年轻人学到的任何一条关于现代约会的规则，但我毫不在意。
乌莎就像我在耶鲁的精神向导。她本科也在耶鲁，知道哪几家咖啡店最好，哪几家餐厅最棒。她的学识也非常渊博，仅凭直觉就能意识到那些我根本没有发现的问题，她也经常鼓励我寻找那些我尚未发现的机遇。“多去办公室，”她告诉我，“这里的教授喜欢与学生多交流。师生沟通是这里的一种经历。”我总感觉耶鲁对我来说有点陌生，但只要有她在，我就非常安心。
我上耶鲁是为了获得法学学位，但在那的第一年教会我许多之前不知道的东西。每年8月，知名法律公司都会来纽黑文招聘，求贤若渴，希望找到高质量的下一代法律人才。学生称这次招聘为FIP，全称是秋季面试计划（Fall Interview Program），届时会举办长达一周的晚宴、鸡尾酒会、在酒店举行的宴会以及面试。我参加FIP的第一天恰好在第二学年开学之前，当时我已经有了6个面试，其中包括我最心仪的一家法律公司吉布森律师事务所（Gibson, Dunn & Crutcher, LLP），公司的华盛顿分部招人。
和吉布森的面试进行得很顺利，公司邀请我去纽黑文最贵的一家餐厅参加那场“恶名远扬”的晚宴。流言称那晚宴实际上是一场面试：候选人要风趣、有魅力、积极，不然就永远不会被邀请到华盛顿或纽约的办公室参加最后一轮面试。我到餐厅的时候想，最贵的一顿饭竟然要在如此高风险的环境下吃，真是煞风景。
晚餐之前，我们都被要求待在一个包厢里，喝喝酒，聊聊天。比我大十多岁的女人端着酒，酒瓶用精美的亚麻布包装。她们每隔几分钟就问我要不要新倒一杯或续上一杯。刚开始我紧张得喝不下去，后来我终于鼓起勇气在侍者询问我是否需要来点酒、要什么酒时回答：“我要白葡萄酒。”我想回答完以后她总该不问了吧，但她又说：“您要白苏维翁（sauvignon blanc）还是霞多丽（chardonnay）？”
我觉得她是故意整我。不过还好我推理出那是白葡萄酒的两个品种。所以我点了霞多丽，不是因为我不知道白苏维翁是什么（我确实不知道），而是因为霞多丽这几个字说起来容易些。但我只是躲过了第一颗子弹，那夜还很漫长。
在那种场合下，你必须在害羞和张扬之间找到平衡。你不想让同伴讨厌，但也不希望他们连手都不跟你握一下就走。我试着做自己，因为我一直觉得自己既合群又不咄咄逼人。但那天我对周围的环境太过着迷了，只是一个人目瞪口呆地盯着餐厅的华丽装饰，想着它们有多贵。
那些酒杯看上去纤尘不染。那哥们儿穿的西装肯定不是在Jos. A. Bank正装店买一送三大促销的时候买的，因为看着就像丝绸做的。铺在桌上的亚麻布看上去比我的床单还柔软，我要装作不经意的样子摸摸它们，别让别人觉得我很奇怪。
长话短说，我需要一个新计划。在我们坐下来吃晚餐的时候，我必须集中精力完成手头的任务——找到工作——然后离开这取笑穷人的地方。
我又忍耐了两分钟。我们坐下以后，女侍者问我要清水还是“闪闪发亮的水”。我翻了个白眼，虽然我觉得这餐厅是挺震撼的，但说“闪闪发亮的水”也太显摆了吧，好像在说“闪闪发亮的”水晶或“闪闪发亮的”钻石一样。但我还是点了“闪闪发亮的水”，可能对身体更好吧，因为听起来更干净。
我小啜了一口，但马上吐了出来。这是我喝过的最难喝的东西。我记得有一次在地铁站买一杯健怡可乐，但却忘了饮料机做健怡可乐的时候是不会放糖浆的。这个高档地方的“闪闪发亮的水”就是那么难喝。“这水有问题。”我提出抗议。侍者向我道歉，说她会给我再拿一杯圣培露气泡水（Pellegrino）。那时我才意识到那“闪闪发亮的水”就是“碳酸”水的意思。我尴尬极了，幸好只有一个人注意到发生了什么，而且是个同学。我安全了。现在开始不许再犯错。
接着，我低头看了看餐具的摆放，发现数量有些奇怪。为什么有9个器皿？为什么要用3把叉子？为什么有好几把涂黄油用的餐刀？我想起电影里的一个场景，明白了这是一种传统习惯，餐具的数量和摆放都是有规定的。我谎称去卫生间然后打电话给我的精神向导：“那么多该死的叉子我怎么办？我不想让自己看上去像个傻瓜。”乌莎解答道：“先用外围的，再用里面的，不要用同一个器皿盛不同类的菜，哦还有，用那把大勺子盛汤。”有了这个解答，我便信心满满地回到餐桌，准备惊艳我未来的老板们。
接下来平安无事。我有礼貌地交谈，谨遵琳赛的教诲闭着嘴嚼东西。我们那桌人谈了法律、法学院、公司文化，甚至一点政治。和我们一起用餐的雇主非常友善，我那桌每个人都收到了录用通知，连我这个吐掉“闪闪发亮的水”的家伙也拿到了。
这场晚宴是磨人的5天面试中的第一天，正是在这顿饭上我才开始明白，我发现了我这类人中的大多数尚未发觉的一个道理。我们的就业指导处强调面试时要语音语调自然，要做面试官乐意与之共事的人。这当然很有道理，毕竟谁会想和一个混蛋一起共事？但在对于求职者来说最重要的场合强调这些东西似乎还是有些奇怪。我们被告知，面试不会太关注分数或简历，有了耶鲁响当当的牌子，我们一只脚已经踏进好工作的大门。所以面试更多的是一种社会测试，测试我们能否很好地融入集体，如何在公司会议中保持主见，如何与未来潜在的客户打交道。
而最难的测试却是根本就没让我参加的那场：首先去找到自己的观众。整个星期我都惊叹自己竟能如此容易地接近全国最顶尖的律师。我所有的朋友都参加了至少十几场面试，大多数面试也以录用而告终。这周以前我还有16个面试通知，而最后由于我对自己的成功沾沾自喜，同时也由于我被接二连三的面试搞得精疲力竭，于是我拒绝了几个面试邀请。但在两年以前，我四处投简历，希望在大学毕业后找到一份高薪工作，却四处碰壁。而如今只在耶鲁法学院读了一年，我和同学手上就拿到了那些曾在美国最高法院辩护过的顶尖律师提供的6位数高薪录用邀请。
非常明显，有一种神秘的力量在运作，而我才刚刚开始发掘它。之前我一直以为找工作就是去网上看招聘帖子，投几十份简历，盼望得到回复。幸运的话，也许一个朋友会帮你把简历放在最上面。如果你能胜任一份要求很高的工作，比如会计，那么找工作可能会更容易些，但规则基本都是相同的。
问题是，几乎每个墨守游戏规则的人都失败了。那一星期的面试让我看到面试成功的人玩的是迥然不同的游戏。他们不会去市场上海投，盼着某个雇主会赐予他们一个面试的机会。相反，他们搭建网络。他们给朋友的朋友发邮件，让自己声名远扬。他们让自己的叔叔打电话给老同学帮他们牵线搭桥。他们让学校就业服务中心提前几个月就专门为他们举行面试。他们让自己的父母教他们如何穿着得体、该说什么、跟谁闲谈。
这并不意味着你的简历或面试时的表现不重要。那些当然重要。但经济学家所称为社会资产的东西蕴藏着巨大价值。这是个专业术语，但意思其实很简单：我们周围的人脉和机构组成的网络有着巨大的经济价值。通过它们，我们可以找到合适的人，确保我们有机会，并能够传递重要信息。如果没有它们，我们就是单枪匹马作战。
我是参加漫长的FIP周最后几场面试的其中一场时认识到这一点的。当时表现得不咋样。他们问我的兴趣、最喜欢的课程、期望从事的法律专长等，然后问我有什么问题。经过多次实践，我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已经完美，我提出的问题十分老练，显得我对法律公司十分熟悉。但事实上我不知道自己到底想要做什么，也不知道想要从事法律的哪个领域。我甚至不知道我问的“公司文化”和“工作生活之间的平衡”是什么意思。整场面试就像是在作秀，但我并没有表现得像个混蛋一样，所以也一直顺风顺水。
然后我碰壁了。最后一位面试官的问题让我猝不及防：我为什么想在法律公司工作？这本该很好回答，但我已经太习惯于谈论我对反托拉斯诉讼萌发的兴趣，因此可笑地被这问题抓了个措手不及。我本该说想要向优秀人才学习或从事富有挑战性的诉讼领域之类的话，说什么也不能说当时从我嘴里出来的话：“我也不知道，不过工资挺高啊，哈哈！”面试官诧异地看着我，好像我长了三只眼睛一样，当然气氛最终也没有缓解。
我确定我完了。我犯了面试大忌。不过幕后，我的一位推荐人已经在给公司打电话。她告诉人力说我聪明、优秀，会成为一名很棒的律师。“她对你大加赞赏。”这是我后来听说的。所以公司打电话通知我入围了下一轮面试。最终我还是得到了这份工作，虽然在我认为是招聘环节中最重要的一环栽了个大跟头。老话说，干得好不如运气好，但显然良好的关系网络比勤奋和运气都更重要。
在耶鲁，关系网络的力量就像我们呼吸的空气一样，无处不在却容易被忽略。第一学年快结束时，我们大多数人都为了参加《耶鲁法律杂志》（The Yale Law Journal）的写作竞赛而努力学习。《耶鲁法律杂志》刊登法学分析的长篇文章，主要面向学术界人士。那些文章读起来就像电器说明书一样，枯燥、程式化、夹杂着外文。（举个例子：“虽然评级制度前景广阔，但我们指出，制度设计、贯彻和实施层面仍有重大缺陷：各辖区在推诿而不是推进。”）玩笑归玩笑，加入杂志社可是正儿八经的事。这是法律界雇主唯一看重的重要课外活动，有些雇主甚至只招参与过杂志编辑的学生。
有的学生来法学院就是为了当《耶鲁法律杂志》的编辑。写作竞赛于4月举办。3月的时候，有些人已经准备了好几周了。听了刚毕业的学生（也是我们的好朋友）的建议，我一个好朋友去年圣诞之前就开始准备了。顶尖咨询公司的校友聚在一起互相盘问编辑技巧。一个二年级的学生帮助他以前在哈佛的室友（是个一年级学生）设计了竞赛前最后一个月的学习策略。每个角落，人们都在通过朋友圈和校友群了解这场第一学年最重要的测试。
我不知道发生了什么。没有俄亥俄州校友群，我来这儿的时候，是整个法学院唯二的俄亥俄州毕业生之一。我猜《耶鲁法律杂志》非常重要，因为最高法院法官索尼娅·索托马约尔（Sonia Sotomayor）曾经是那个杂志社的一员。整个过程就像一个紧锁的黑匣子，我认识的所有人都不知道钥匙在哪。
官方渠道也发布消息，却自相矛盾。耶鲁为自己是一所压力小、竞争小的法学院而自豪。但不幸的是，这一理念有时候却与实际传达的信息矛盾。似乎没有人知道这张杂志社工作证明究竟有多大含金量。学校跟我们说杂志对找工作大有裨益但也不是那么重要，说我们不应该过分强调，但这是获得某些工作的先决条件。有一点毫无疑问是正确的：对许多职业选择和兴趣来说，在杂志社工作纯属浪费时间。但我不知道我要选择哪条职业道路，也不清楚如何找到我的兴趣所在。
就在那时，我的一位教授蔡美儿（Amy Chua）帮我理清了头绪：“如果你想在法院工作或当个学者，那么进入杂志社会对你很有帮助，否则就是在浪费时间。但如果你不知道自己想做什么，就去试试看好了。”真是金玉良言。因为我不知道自己想做什么，就按照她说的去试试。虽然我第一年没有成功，但我第二年成功入围并当上了这本知名杂志的编辑。我成没成功不是重点。重要的是，有了教授的帮助，我打开了视听窗口，就好像我学会了如何去拓展眼界一样。
蔡教授还在我的其他未知领域给我领航。法学院3年困难重重，而且我要做出关于职业的决定。一方面，有这么多机会固然不错。但另一方面，我完全不知道怎么利用这些机会，也完全不清楚哪些机会能够帮助实现某个长期目标。要命的是，我根本就没有什么长期目标。我只想毕业然后找个好工作。我模糊地觉得，在还完法学院学费借款后，我想从事公共服务领域，但我脑海中并没有具体的工作岗位。
时不我待。在我决定找一家法律公司后，几乎马上大家就开始谈论毕业后去当法官助理的事宜。这个岗位要求工作一年，给联邦法官当助理。这对年轻律师来说是个绝佳的学习机会：助理要宣读法庭文件、帮法官调研法律问题，甚至帮法官起草意见。当过助理的人都对这段经历赞不绝口，私人部门雇主也经常给有过助理经历的应聘者提供巨额签约费。
这是我对法官助理职位的了解，这些信息都是千真万确的，但也非常肤浅，因为当助理的过程极其复杂。首先你必须决定想进哪一类法院：初审法院还是上诉法院。然后你要决定去哪个地区的法院。如果想去最高法院当助理，某些“喂食者”*法官可能会增加你的成功概率。但也可以预见，申请成为这些法官的助理竞争会更加激烈，所以坚持要在“喂食者”法官手下做事也是有一定风险的，如果你赢了竞争，那就离进入国家最高法院的大门不远了，但如果你输了，那就连助理也当不了了。除了以上几点外，还有一个事实是你会和这些法官密切合作。没有人想在一个穿黑袍的人的责骂中浪费一年时光。
没有数据库帮你分析，也没有权威来源告诉你哪些法官人好，哪些法官让助理去最高法院，哪一类工作——初审还是上诉——是你想做的。事实上，光是谈论这些问题就已经很不合适了。难道你会问一位教授他推荐给你的这个法官是不是一位友善的女士？实际上事情更加难办。
所以为了了解这些信息，你必须利用社交网络——学生群体、当过助理的朋友，以及少数愿意给出极其坦诚的建议的教授。当时在法学院，我学到利用社交网络的唯一方法就是提问。所以我也这么做了。蔡美儿教授告诉我，我不应该担心怎么给知名的喂食者法官当助理，因为那张工作经历证明对实现我的理想并没有多大用处。但是我不断争取直到她松口，同意给我推荐一位位高权重、和许多最高法院法官交往甚密的联邦法官。
我提交了所有材料——一份简历、一篇精心修饰过的写作样本、一封深深表达了我浓厚兴趣的信。我不知道自己为什么做这些。也许我那南方人特有的慢吞吞拉长调子的语气以及家庭归属感的欠缺，让我觉得我需要证明自己属于耶鲁法学院。或者我只是在随大流。不管为什么，我都要得到那证明我当过法官助理的一纸文书。
提交材料几天后，蔡教授把我叫到她办公室，告诉我我入围了。我激动得心一颤一颤。我知道我只要再面个试就能得到这份工作了。我也知道是因为她力荐我，我才得到了面试机会。
那时我才意识到真正的社会资产的价值。这份价值不在于教授打电话告诉法官必须让我去面试。在做这件事之前，她告诉我想跟我好好谈谈。她十分严肃地说：“我不认为你做这个是出于适当的理由，我猜你只是想得到工作证明，证明固然很好，但并不能帮你实现职业目标。如果你不想成为身居要职的最高法院诉讼律师，你就不应该太过在意这份工作。”
然后她告诉我给法官当助理有多困难。这位法官苛刻到了极点。他的助理一年来一天也不能休息。然后她从我的个人生活切入。她知道我新交了个女朋友，也知道我爱她爱得疯狂。“这份法官助理的工作是会让你们分手的。如果你想听我的建议的话，我认为你应该首先考虑乌莎，做出真正适合你的职业选择。”
这是我得到的最好的建议，我照做了。我告诉她撤回我的申请，我究竟能否得到这份工作也就不得而知了。我觉得自己可能太自信了：我的成绩和简历很好，但并不惊艳。然而，由于蔡教授的建议，我没有做出这个改变一生的决定，我没有和我后来的妻子千里相隔。最重要的是，这条建议让我接受自己在这个陌生地方的位置，让我明白自主规划人生道路是正确的选择，把一个女孩看得比某个短视的抱负更重要也是正确的选择。在教授的帮助下，我得以坚持做自己，不随波逐流。
很难说这条建议含金量有多大，因为它其实一直在升值。但毫无疑问，这条建议具有实际的经济价值。社会资产并不仅限于某人帮你联系一个朋友或把你的简历递交给以前的老板，社会资产也体现在，而且是主要体现在，我们从朋友、同事和导师身上学到的东西。我不知道怎么给我的选择按照重要性排序，也不知道是否有别的、更好的道路。这些东西都是我从我的社交网络中学到的，具体而言，是从一位乐于助人的教授那学到的。
我继续培育社会资产。有一段时间，我给大卫·佛伦（David Frum）的网站捐过款，他是一名记者和意见领袖，现在《大西洋月刊》（The Atlantic）工作。当我准备签一家华盛顿的法律公司时，他建议我换另一家公司，他的两个在布什政府工作过的朋友最近刚做了那家公司的主要合伙人。其中一个朋友面试了我，并在我加入公司后成了我的一位重要导师。后来我在一个耶鲁会议上遇到他，他把我介绍给他的一个在布什政府任过职的老朋友（也是我崇拜的一位政坛人物），当时的印第安纳州州长米奇·丹尼尔斯（Mitch Daniels）。如果大卫没给我建议，我永远不会进这家公司，也不能有幸和我最崇拜的公众人物说上话（虽然只聊了不一会儿）。
我确实下决心想成为一名法官助理，但我没有盲目去做，而是终于认识到我想从这段经历中收获什么——我想为我尊敬的人工作，想尽可能地学习，还想和乌莎在一起。于是乌莎和我决定一起去当法官助理。我们来到了离我成长的地方不远的肯塔基北部。那段经历棒极了。我们非常喜爱我们的法官老板，甚至邀请他们主持我们的婚礼。
这只是说明成功人士的世界如何运转的一个例子。社会资产在我们周围无处不在，挖掘并利用社会资产的人会胜出，而让资源闲置的人就如同瘸着腿和别人赛跑一样，而如何运用而不是闲置资源对我这样的孩子来说是个主要的挑战。这里列出了我初来耶鲁法学院时不知道的道理，当然还有许多没有在此列出：

·面试要穿西装。
·穿特别宽松的西服是不得体的。
·切黄油的刀不只是装饰性的（毕竟，用黄油刀来切的那些东西，用勺子或用食指挖着吃更好）。
·仿皮革和皮革不是同一种材料。
·鞋和鞋带应搭配。
·某些城市和州有更好的工作机会。
·去一所更好的大学不仅让你有面子，还能带来实惠。
·金融是一种人们从事的行业。

阿嬷总是非常厌恶对乡下人的偏见——人们认为我们这样的人就是一群流着口水的蠢货。事实上也是，我完全不知道怎么让自己获得成功。不明白有很多事情会带来严重的经济后果，为此我在大学时失去了工作机会（海军陆战队作战靴和卡其裤明显不是得体的面试装），后来在法学院，要不是每走一步都有人帮助我，我还会失去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