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 对我们而言重要的一切
我来给你讲述一段历史吧。这段历史讲完之后，我们还能彼此相爱吗？ 
这是一部漫长的历史，因为它涉及对我们而言重要的一切：我们的价值观、我们的原则、我们身份认同的来源、我们社群的基础、我们的团结协作和针锋相对、我们谴责他人和被他人谴责这两个方面，以及当我们醒来时，我们并不总是朝着入睡前的那一面。
我们应当如何定位自己？我们想要如何生活？我们应该如何相处？过去我们是如何成功的，未来又可能是什么样的？这些是道德问题，而我要讲的就是一段关于道德的历史。道德， 听起来像是压抑和强迫，像是限制和牺牲，像是宗教裁判所、忏悔和良心不安，像是贞操和教义手册—毫无乐趣，保守封闭，对什么都摇动食指以示禁止。
这种印象倒也没有错，只是不够完整，需要补充。我的故事追溯了人类根本的道德变革：从生活在东非、尚未成为人类的最早祖先，到最近在现代世界大都市的网络中上演的关于身份、不平等、压迫和话语权的冲突。它讲述了我们的社会如何在各个时代发生变化，新的制度、技术、知识体系和经济形式如何与我们的价值观和准则同步发展，还讲述了每一种变化所包含的多个方面：生活在一个社群中的人会排斥其他人，理解规则的人希望监督规则，给予信任的人使自己依赖于他人，创造财富的人会造成不平等和剥削，希望和平的人有时不得不战斗。
每一次变革都是辩证的，每一次可喜的发展都有艰难、阴暗、冷酷的一面，每一次进步都有代价。早期的进化促使我们合作，但也让我们对所有不属于我们群体的人充满敌意—一旦说出“我们”，很快也就会说出“他们”；惩罚的发明驯化了我们，使我们变得友善平和，但也使我们具备了强大的惩罚本能，我们用这种本能来监督规则的遵守情况；我们的文化赋予了我们从他人处学来的新知识和新技能，从而使我们依赖于他人；不平等和统治政权的出现带来了前所未有的财富以及新的等级制度和压迫；现代生活解放了个人，使个人能够利用科学和技术控制自然。在这一过程中，我们对我们的世界祛了魅， 我们身处其中却无家可归，并为殖民主义和奴隶制创造了条件。20 世纪试图通过全球化机制创造一个人人享有平等道德地位的和平社会，却给我们带来了人类历史上最令人震惊的罪行， 并将我们推向了生态崩溃的边缘。最近，我们一直在为最终摆脱专断和区别对待、种族主义和性别歧视、恐同和排斥等遗留问题而努力。这是值得的，但我们也将为此付出一些代价。
我们的道德观就像一张羊皮纸：一张被反复书写，常常难以辨认和破译的羊皮纸。但什么是道德呢？人们如何去定义它？最好的办法是：根本不去定义它，因为“没有历史的东西才是可以定义的”1。但是，我们的道德确实有其历史，而且它过于复杂和厚重，不是我们坐在扶手椅上想出来的毫无生气的套话所能概括的。然而，道德难以定义这一事实，并不意味着道德无法被清晰地表述出来。它只是无法被简短地表述出来而已。
道德史并不是道德哲学史。我们对价值观的思考由来已久， 但直到最近才开始把我们的想法写下来。《汉穆拉比法典》和“十诫”、“登山宝训”、康德的“定言命令”以及罗尔斯的“无知之幕”都在我的故事中占有一席之地，但相对而言它们都是次要的。这是关于我们的价值观、准则、制度和实践的历史。我们的道德不在我们的头脑中，而在我们的城市和堤坝、法律和习俗、节日和战争中。
我要讲述的历史旨在帮助我们理解当下。现代社会目前正面临着道德压力，即要在自身存续的可能性与最令人不快的存在真相之间取得协调。我们如何才能以一种揭示整体的方式来描绘目前正在经历的道德基础架构的转变？我们目前观察到的两极分化的不可调和性从何而来？文化认同与社会不平等之间有着什么样的联系？最后，这些要素结合在一起，形成了对当前道德危机的时代诊断。我提出的诊断源于我在本书中讲述的关于我们道德的历史。要了解现在，就必须回顾过去。
简言之，道德的进化尽管使我们具备了合作的能力，但将我们的道德倾向限制在那些被我们视为“族类”的群体范围之内（第一章）。外部环境的变化增加了合作的需求，这种需求只能通过在更大的群体中共同生活才能满足。惩罚的实践一方面使我们具备了必要的自我控制能力和社会兼容性，另一方面也使我们具备了一种心理，即以最大的警惕性来监控群体准则的遵守情况（第二章）。基因和文化的共同进化把我们变成了依赖于向他人学习的生物，以便能够最好地吸收积累起来的信息和技能等文化资本。与此同时，我们现在必须决定向谁学习—也就是说，信任和相信谁—而这种预先给予的信任需要借助共同的价值观（第三章）。我们这个能够合作、惩罚和学习的物种最终成功建立了越来越大的社会，而这些社会在其成员数量的压力下面临着崩溃的危险。严格的等级组织形式开始取代我们最初的平等主义，将人类社会分裂为社会经济精英和在政治与物质上处于弱势地位的大多数。社会不平等日益加剧，我们对不平等的厌恶也与日俱增（第四章）。道德的历史产生了一种文化组合，以个人间自主建立的合作关系取代作为社会结构性原则的亲缘关系和等级制度。社会进化的这一新阶段释放出前所未有的经济增长、科学进步和政治解放的力量， 从而形成了我们今天仍然生活于其中的现代社会（第五章）。与此同时，我们对社会不平等的心理厌恶与基于个人自由的社会结构所带来的经济优势之间的矛盾也在加剧。随着物质的日益丰富，要求最终实现人类平等的呼声越来越高：处于弱势的少数群体的社会政治地位成为道德层面的优先事项（第六章）。这个问题无法如我们所愿地尽快得到解决，这也是我们当前所处形势的特点，在这种情况下，我们道德史上的主要因素形成了一种有毒的混合物：我们充满道德感的群体心理使我们容易受到社会分裂的影响。即使是在克服最后的社会不平等时所面临的困难，也会导致对所有那些未以必要的热情为同一事业而奋斗的人的怀疑。这强化了社会对“我们”和“他们”的划分， 使我们更容易受到虚假信息的影响，因为我们越来越依赖于根据道德归属的信号来决定相信谁。现在，我们的惩罚心理开始越来越敏感地审视我们群体成员身份的象征性标志，并且越来越严厉地制裁不遵守现行准则的行为。当前的身份冲突—左和右—就是这种动态的结果（第七章）。但事情并不一定要这样结束，因为我们的政治分歧大多只是非常肤浅的，而在这一表象之下，存在着所有人都认同的、深刻的普世道德价值观， 这些价值观可以成为一种新的理解的基础（结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