短歌行 /001

距离东川十公里 /003

弑父 /005

滇川道上 /008

宴席 /009

空信封 /011

在巧家县的天空下 /013

鹦鹉 /017

烟云 /018

论个人主义 /020

作为人质的国王 /022

坛子 /023

血案 /026

嚎叫 /028

泥丸 /033

回乡记 /043

出发 /050

清晨 /052

中午 /055

夜晚 /057

从镇雄到赫章 /058

山坡 /060

两个木匠 /067

…………

彩虹 /200

日落渡 /214

上坟记 /221

农家乐 /238

自 序

在诗集《基诺山》的序言中，我写到了乌蒙山的地震。当时，我还没有开始这本寓言式随笔的写作。它们之间有着什么联系呢？我想，这本书就是那场地震在我体内绵绵不绝的余震。也可以说，那场地震，两年之后，才在我的身体里产生毁灭性的颠覆、难以言说的死难和迟到的拯救。

在一些读者的阅读经验中，我一直都在书写“故乡”，甚至有读者认为，我的所有文字都与昭通有关。其实不然，我书写故乡或者昭通的文字非常有限。感谢人们的误读，它没有给我造成任何伤害，相反，这成了我写这本书的缘起之一。至少，我觉得自己真的应该写一本有着大量的故乡地名的书了。多年来，我希望自己永远都是一个有精神出处的写作者，天空、云朵、溶洞、草丛、异乡、寺庙、悬崖，凡是入了我的心、动了我的肺腑的、与我的思想和想象契合的，谁都可能成为我文学的诞生地。但我从来没有纠缠于“此地”或“彼地”，我认为，类似的纠缠，与创造力的没落没有什么不同，只会让自己的文字丧失一百座天堂。为什么我的文字只能属于某个地方、某些人、某种狭隘的审美？在我的经验里，文学有着神圣的母语，但它不能拥有永恒的故乡。写作本书的过程中，当我把目光投向乌蒙山，当一个个乌蒙山地区的地名出现在纸上，必须坦白交代，《乌蒙山记》仍然像我的《云南记》和《基诺山》一样，它里面的乌蒙山仍然是我用来谱写个人精神史的流放地或密室。我在自己虚构的王国中生活和写作，大量的现实事件于我而言近似于虚构，是文字的骨灰在天堂里纷纷扬扬。采用真实的地名，乃是基于我对“真实”持有无限想象的嗜好。当然，大量使用乌蒙山的地名，也包含了我怀抱着的、一些人感受不到的深情。这是一种令人不安的写作，它可能会让我在以后的时光里陷入忏悔与自责，我勠力为之，因为我也想在未来因它而得到一份违禁般的宁静与沉默。

本书的篇什，大部分可以划入荒诞的寓言范畴，可以被一再地改写，亦可让其呈现出一种未完成状态，一如残稿。这不是我对文本和读者的不尊敬，一切正好相反，我尽力地写了，但它们没有获得完成的机会。

雷平阳

2016年春，昆明

像一只鸟、一匹走兽一样，在大地上漫游——这不是“云南”，这就是他的世界——我想统计一下，他在他的周游中到底在找什么？他不是在找一座容身的庙。他是在庙起庙废、残垣断壁中参悟世间法。

——李敬泽

他以诚恳的地方性视角，有力地抗拒了世界主义的喧嚣，正如他的目光在一山一水、一草一木间移动，同样能够发现令人惊骇的人生面貌。他的语言粗砺、密实，细节庄重、锋利而富有痛感。

——谢有顺                                                                        

以风尘仆仆的行旅风格，测量大地的胸怀和灵魂的重量，雷平阳的作品见证了一个成熟而谦卑的写作者，回到事物本身，钻探人心与世界的出色能力，也为今天的作家如何反抗苍白的纸上的文学提供了重要的精神证据。 

——《人民文学》《南方文坛》“中国青年作家批评家论坛”年度作家授奖词

雷平阳就是一个天堂的守望者，一个密室的冥想者。他的文风是抑郁顿挫，整体风格是沉郁的。他所有的隐喻、双关以及一个个寓言，直面怪力乱神的人间，却又对人间充满善意。 

——张燕玲

墨西哥有句民间谚语：“他们试图把我们埋了，但不知道我们其实是种子。”可对于天坑底部麻风村里的人们来说，他们真的一度被埋葬了，而且他们不是种子。

“麻风病”说他不知道自己叫什么名字，这不是谎言，麻风村里多数人都不知道自己有过名字，他们也不知道自己是什么地方什么时间出生的。他们没有床位，没有编号，也没有医生和护士按时来给他们进行检查、督促他们吃药，他们就是他们自己的祖先或儿女，自己就是自己的上帝或死神。在他们记忆的源头上，那是一个近乎混沌未开的时空，当人们发现他们可以用快刀剁下自己的手指以供别人取乐，而且他们身体的很多部位正在腐烂而他们一点也不在意的时候，特别是当人们洞察到他们的心灵已经死了，像用钉锤从木头中取出生锈的铁钉那样，他们就被医生和民政干部从火热的生活现场，连根带蔓地剔剥出来了。把他们安顿在什么地方才不至于把病症传染给别人？飞地、禁地和山洞都已经住满了革命者和躲避革命的人，悬置在空中的阁楼尚未建成，通往月亮和火星的栈桥还只存在于诗歌作品中，人们一时想不出来，应该把他们送到哪儿去。最先想到天坑的那一个人，其实他最初想到的是火焰和天堂。他在办公室里拍脑袋，长吁短叹，急得团团乱转，最后才自言自语地说：“唉，真想把他们一把火烧了，直接送到天堂去！”没想到，“天堂”这两个邪劲十足的字，从他的舌头上慢慢滑出的一瞬，这位仁兄突然眼前一亮，迅速想到了天坑。天堂和天坑都是没人亲身去过的地方，天堂不知道在哪儿，天坑则就在距县城不远的乱山丛里。

当年运送麻风病人的人，要么死了，要么继续保持着沉默。可以想象，由于担心传染，这些麻风病人差不多是被锁进棺材一样的器物里，从不同的乡镇，以不同的运输工具，很快就被运送到天坑旁边。人们先是往天坑里扔石头，确认天坑是有底部的，不是无底洞，特别是当他们扔下去的石头还惊起了一群群飞鸟，他们就往天坑里扔下了玉米、水稻、土豆和各种蔬菜的种子，同时也扔下去了一批农具和很多的阿司匹林及一些止痛与消炎的药。然后，他们把麻风病人装进了竹箩筐，又再把竹箩筐系到一根根长绳子上，这才轻轻地，慢慢地，把竹箩筐垂直地放进了天坑里。开始的那几年，有人按时来到天坑边，像天女散花那样，往天坑里撒放药物，后来，见天坑里无声无息了，人们慢慢地也就把天坑和天坑里的人们忘记了。天坑里升起的炊烟，没有人看到，看到的人们也装着没有看到。那些年头，人们忙着名目繁多的各种运动，天坑之上，四海翻腾云水怒，五洲震荡风雷激，人们的每一块肉、每一根骨头、每一个大脑里的想法，全都被放到熔炉里和照妖镜里，一一地进行锤炼和甄别，有很多人不明不白地死去了，变成了自绝于人民的垃圾，也有很多人百炼成钢，成为时代的中流砥柱。

时间和时代，它们忘记了天坑。天坑里风平浪静。天坑上面的人，谁也没有想到，天坑里有一个溶洞，里面不仅吹出清风，还有一泓溪水流出来，浇灌着天坑里的一片沃土。这些遭到鬼神诅咒，被世界彻底抛弃的人们，本能地搭起一座座窝棚，开始用露出白骨的双手垦荒种地，顽强地把残肢断体存活了下来。一个未解的谜团也因此出现了，这些有着扁平的鼻子、没有双眉和时刻都可能失明的人们，除了早期服食从天而降的简单药物之外，没接受过二苯胺化砜之类的任何药物治疗，但他们的病症竟然奇迹般的不治而愈。医疗与人道问题变成了八卦问题，当他们在天坑里组成家庭，生儿育女，或以家庭的方式静候着病症的消亡，或以天伦的快乐化解着天坑里的孤独，时间与生命的对峙关系，也迅速地幻变成了一个独特的社会，并上升为上苍对他们的体恤与恩赐，停止下来的时间让他们避开了更多的苦难。所以，当天坑之上的世界稍稍平静，他们便从天坑的底部，凿石筑基，于绝壁之上修了一条小路，通到了世界上。他们没想过一定要向世界重新报到，更没想过要以道义和弱者的身份占领人性世界的制高点，就连重拾做一个常人的尊严他们也未必想过，他们只想让自己的子女有一间上学的教室，但当他们的头颅从天坑里冒出来，他们还是把世界吓了一跳。世界没有饶过他们，时间和疾病却把砍向他们的刀剑收了起来。

一个从天坑里背着书包上来的少年，向我描述过他第一次看见彩虹时的情形：“我以前只知道天空是个窟窿，太阳和月亮总是一闪而过。我不知道天上还有这么美丽的彩桥，第一次从天坑里出来就看见了它，我向它疯狂地跑去，结果自己不小心撞在了一棵树上……”这个少年，我视其为时间的孩子，他从母亲的子宫里平移到时间的小腹中，经历了漫长的孕育期。他对高山、大河、田野、云朵、彩虹、地平线和市集，有着天生的朝圣之感，这是上苍给他的基本人权，但他永远也不可能明白，如果他的父母以及邻居没有被扔进时间的黑洞，继而躲过了焚毁之厄，对他来说，他所看见的一切都会是子虚乌有。所谓时间的孩子，也只能是一个想象中的人物。

六

把一群人死里逃生的福报，归功于游离于时代之外的时间和空间，可以让很多人拒绝忏悔，甚至会让那些具体的执行者感到自己才是这群人的恩人。在《疼痛：无人想要的礼物》一书中，苏格兰医生罗伯特·洛克兰把防治麻风病的斗争核心确定为“一场宗教运动”，发起了“一场反对流行日久的社会对麻风病患者施以污名的运动”，他雇用两位麻风病患者在他家里工作，一个做他的私人厨师，另一个做花匠。同样，有着“麻风病学之父”称号的挪威医生丹尼尔·科尔内留斯·丹尼尔森，为了实验，他将麻风病媒介物分枝杆菌，通过皮下注射注入到自己和四个同事身上，结果发现他们五个都没有染上麻风病。与之相反的是，到了1985年，《疼痛：无人想要的礼物》一书的作者保罗·布兰德来到中国南京，发现大多数医生出于害怕仍然不敢医治麻风病。当中国医生看到布兰德拥抱麻风病人时，忍不住“倒吸了一口气”，人们坚决不相信布兰德的女儿嫁给了一个曾经染上麻风病的人。麻风病的“污名”仍然像乌云一样笼罩在中国大陆的上空。

时间替一些人开脱了罪责，让有罪之身获得了一颗安稳之心。但从那个自称“麻风病”的人拒绝与我再次面谈这一事件上可以看出，时间延至2014年秋天，“天坑事件”仍然不是一个可以公开谈论的话题。三不朽人物王阳明说“破山中贼易，破心中贼难”，我们的心中仍然还有破不了的贼，这有承担不起的麻风病的污名之累，亦存在着对某些暴行和心头之病的掩盖与讳疾忌医。在从镇雄辗转贵州毕节乘飞机返回昆明的途中，我一直在想，当总是以扼杀我们为荣的时间终于对我们网开一面，既给了麻风病人度过死亡之劫的天赐之机，又给了我们审查和修正自己行为的巨大空间，我们有什么理由仍然把天坑视为死亡的深渊？它就是超现实主义的桃花源和乌托邦，那些时间的孩子，他们的未来不该继续在午夜的街头放浪形骸，也不该仅仅颤抖于大自然的彩虹之下，他们也许一时难以娶一个医生的女儿为妻，但人性与世道的彩虹，再没有任何理由可以拒绝他们。

日落渡

在大江掉头的地方，往往都会形成滩头，滩头上往往也会有一个个古老的村镇。金沙江劈山剁岭，但也有臣服于乌蒙山或凉山的时候，甚至在狮子山这座小山的脚下，它也难以击垮铜墙铁壁般的石崖，只好掉头向南。因此，在狮子山的对岸就有了芭蕉滩，芭蕉滩上就有了一个名叫日落渡的村庄。

村庄叫作日落渡，不是说这儿是太阳落下的地方。村庄以前没名字，抗战时西南联大偏安昆明，学校曾遣派了一批学生到乌蒙山地区搞田野调查。其中一位，只身来到日落渡，见这儿四面崇山阻隔，金沙江水急，远听不见战乱的炮声和啼哭，近看不见邻村的炊烟和半个人影，几十户人家或耕或渔或猎，芭蕉和竹林丛中，过的是与世无争的生活。所谓田野调查，听一些操着晋地方言的老人说来说去，除了祖上搬迁之路的迢遥艰辛有些意思外，其他就平平无奇，这人心想，就此作文，必然有仿制《桃花源记》之嫌，且新意全无，便没了著文之心，整日与村民饮酒、唱歌、跳舞。逢到他唱歌时，就将清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学部图书局印行的初等小学乐歌教科书上的《击壤歌》一唱再唱：“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凿井而饮，耕田而食。帝力于我何有哉！”唱得多了，村民就知道“日入”即“日落”，有太阳回家的意思，晋人流落边地，内心思故土，一伙人酒桌上议过，就把村庄取名日落渡。

日落渡至今也没通公路，但在20世纪70年代末期，一天，急匆匆来了一群人，又是人口普查登记，又是访贫问苦，又是村庄的发展规划，弄得日落渡沸腾了好久，差点难以重归平静。这群人走后半年，又来了一些人，放下斧头、砖刀、锯子和墨斗，就号召全村人去山外背水泥和砖头。水泥和砖头背回来，根据那群人的头头的命令，全村人又摆渡过江，上了狮子山，取石的取石，伐木的伐木，弄回了无数的石头和圆原木。最后，经过一个月的繁忙施工，在村子中央的平地上，建起了一幢砖混结构的大房子。房子落成，一阵鞭炮，匾上的红布掀开，上面的文字是：日落渡供销社。之所以要在此设这个机构，头头说，日落渡还处在封建社会时期，必须让它一夜之间进入社会主义。

有了供销社，彝人李海明也因此从县供销社被派到了日落渡来当售货员。那时的日落渡属边远地区，为防止不良势力的渗透，组织上还专门给猎人出身的李海明配了一支老式步枪。有些乡下人到城里工作了，如果组织上想让他再回到乡下去，不给个官职，那肯定很难做通他的思想工作，李海明不一样，他把县城当监狱，一听让他来日落渡，高兴得向供销社主任又是敬烟又是鞠躬，嘴里千恩万谢。从小在山水间成长、狩猎、喝酒、游荡，山水是他的生死场啊。于是，调令一下，经过短时间的扫盲班培训，李海明扛着步枪，神采飞扬地就来到了日落渡。他一来，组织上安排，盐巴、散装白酒、煤油、香烟、布匹等一系列日用和农用物资，也随着人背马驮，源源不断地运抵日落渡。这些东西在货柜上一陈列，流光溢彩，日落渡人便排着队来参观，李海明便得意扬扬地向人们讲解手电筒、刮须刀和香皂牙刷等稀罕之物的用途和使用方法。听到人们啧啧有声，他就从坛子里打出几斤白酒，叫人们尽情地喝。人们喝醉了，就在供销社的门前倒头便睡或又唱又跳，醒了，又接着喝，无休无止，比过年还兴奋，还热闹。

这种生活正是李海明想要的。到县供销社工作以前，他本来是乌蒙山上的一个猎人，无羁无绊，自在得像一朵封建社会时代的白云。有一天，他在山上发现了一只虎，便一路跟踪，几次想射杀，都不是良机。没想到，这只老虎路过一座村寨的时候，村边的山路上，迎面就碰上了两个刚到村里来搞宣传的工作队员，两个人吓得浑身瘫软，老虎一跃而上，将其中一个咬成重伤，叼起另一个就往山林里走。老虎的身子刚刚进入林中，李海明的枪响了，虎头开花，一击毙命，嘴上叼着的人掉在地上半天才苏醒过来。为此，李海明被授予“打虎英雄”称号，还出席了在昆明召开的一个表彰大会。摘掉胸前的大红花，猎人李海明摇身一变，成了县供销社的保卫干部。那时候，同村的人都替他自豪，他的一个小阿妹，还特意亲手给他缝了一套新衣服，山一程，水一程，送到县城来，而他似乎也从人们的掌声和笑脸中，感受到了一份别样的生活的滋味。特别是给他授奖的那位身材高大的老领导，听说是位将军，拍着他的肩，亲切地跟他说：“你这个小鬼，是当代武松啊，比我年轻时强多了，我只是杀了几个人，你却把老虎杀死了，好好努力，继续为人民杀老虎，如果杀得多，我亲自来看你，继续给你发奖状……”一席话听得李海明热血沸腾，还以为到供销社工作，任务就是继续杀老虎。杀老虎，每月又定期可以领钱领粮票，何乐而不为？殊不知，到单位一报到，领导说，他的任务不仅仅是杀老虎，平常就是坐在大门边的值班室，有人来，就问问，防止有坏人破坏正常的革命秩序，当然，如果供运科要往边远的基层供销社送货物，他就去护送，护送途中如果遇到老虎，杀上几只也不是不行。可是，几年下来，大部分时间他都待在值班室。供运科送货，叫的人工都是些与他同样出身的人，根本用不着他去护送。他想去，那些人晃晃手里的猎枪，说不用，他也就不好再坚持。

请日落渡的人喝酒，第一个月，工资领下来，李海明便如数结清了。几年的工作经验告诉他，国家的财产是国家的，只有国家一定要给他的，那才是他可以自主支配的。而且，开始的时候，热情好客的日落渡人请他去家中做客，不管吃好吃坏，他都按政策规定执意要付相应的费用，有的人家勉强收下了，有的人家，男主人红着脸，大声地吼：“李同志，如果你要这样整，老子以后再也不去供销社，也请你从老子家的门洞滚远点！”李海明隐隐觉得他妈的政策规定也太不讲人情了，而且也不符合乌蒙山千年不变的山规，不像老子李海明行事的风格，于是，同样红着脸：“你吼个啥，不收就不收，你以后去供销社，饼干、花生下酒，老子也免费！”胸脯咚咚咚地拍，豪气干云。接下来发生的故事，也果然像李海明自己所言，村里人到供销社去，饼干、花生下酒，统统免费，供销社成了日落渡人的公共场所，大事小事几乎都要在供销社的酒会上议过才算事。村里有个人叫刘高，上过几年学，有次与李海明讨论什么叫共产主义，李海明酒多了，说共产主义就是说，国家的也就是人民的，人民想要什么就可以拿什么。刘高就说，比如酒、红糖、白布，都可以拿了就走？李海明点头称是。

那时候的管理工作据说比较严格，但在山高皇帝远的日落渡，很多事就不一定了。再说供销社的任务不仅仅是销售，李海明的另一个任务是把销售回笼的资金，用来收购各种山货药材和土特产。有时候人们甚至可以在相同的价位上，登记后，以物换物。也就是说，在日落渡供销社，李海明的任务是将源源不断地送来的日用品售出，然后回收干竹笋、茶叶、葵花子、鱼干、杜仲之类，收支是否平衡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账目清楚就可以了。在扫盲班上，李海明学过一些账目方面的知识，但远远不够用，他想过请刘高来帮自己，刘高也曾毛遂自荐，不过，他还是决定自己的事就由自己做，就算做得像天书也不麻烦别人。事实上，李海明的账本也果然做得像天书，比结绳记事强不到哪儿去，更过分的是，记一段时间，记烦了，他干脆就不记了。有人来买布，说家里老人死了，等着做寿衣，但钱要等春茶上市，他挥挥手，叫那人记得一定要还上；有人来买针线之类的小玩意，说赊着，他更是不以为意，一杯酒下肚，谁买谁赊，脑袋里全变成一团乱麻，哪还记得清楚。不过，民风并不油滑的日落渡，绝大部分的人，赊的账，总是会还上的，还的时候一般还会对李海明深谢有加。要命的是，每天都有人聚集到供销社，酒一喝起来，就没完没了，喝到兴奋处，岂止饼干花生，很难卖出去的各种罐头，收购进来的鱼干、葵花子、火腿，什么都可以拿来下酒。地上的花生壳、糖果纸、葵花子壳堆了一层又一层，脚踩上去，软绵绵的，有下沉之感。半年后，县供销社终于发现有些不对劲了，发了那么多货过去，没有返款，回收的山货也少得可怜，就叫了一个干部到日落渡来看看。日落渡不通电话，那人上了门，半醉半醒的李海明才知道单位上来人了，心头一虚，操起床边的步枪，就把那人逼到了门外。

坐在供销社的门前，可以看见白光闪闪的金沙江。这条大江的上游寺庙林立，由此被人们称为翻卷着经卷的大江。可是，在日落渡一带，岸边没有寺庙，没有小和尚黄色的队伍，江只是流水的漕道，岸只是石头、竹子、芭蕉、庄稼和荒草，密实而又漫漶地遮蔽着的土地。李海明把县上来的人逼出来，突然把枪一丢，对着大江跪了下去。县上来的人，胸前没了枪管，发白的脸庞渐生红色，但还是一个转身，跌跌撞撞地走了，回县上去了。李海明跪了一阵，站起身来，供销社的门都没关，就去找刘高。他想让刘高帮帮他，把供销社里的东西全部分给日落渡的人们。刘高不敢帮他，他就一个人干，认真地将东西分成几十份，当天夜里，散发到了每户人家的门口。第二天，县供销社和公安局的人都来到了日落渡，供销社却人去楼空。李海明散发的东西，人们一一交还回来，李海明和步枪却下落不明。多年后，有人说在乌蒙山上看见过这个人，狩猎为生；也有人说这人去了凉山；最可靠的说法，那晚的后半夜，金沙江边上传来了一声枪响，李海明肯定是自杀了，被江水冲到大海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