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12月，日军攻入中国古都南京。几周之内，30多万中国平民和士兵遭到有计划地强暴、折磨和屠杀——死亡人数超过广岛和长崎原子弹爆炸遇难人数的总和。
　　张纯如不仅在书中详述了日军疯狂暴行的细节，而且分析了在军国主义文化背景下成长起来的日本士兵对人类生命的漠视。张纯如对南京大屠杀的幸存者进行了大量采访，并首次发掘了许多重要文献。
　　全书先是从日本士兵、军官为什么完全脱离了人类基本的行为规范，日本学校和教科书从心理层面向学生灌输对中国人民的仇恨和蔑视，以及高度军事化的教育体制等多个方面阐述了南京大屠杀发生的根源性原因。
　　在这本书的核心篇章里，作者通过采访当事人、查阅档案资料以及实地考察与研究，极其详实地记录了日本军队残暴、灭绝人性的屠杀行动，深刻揭示了日本侵略军的凶残本性。同时，作者还生动记述了南京安全区里以德国商人约翰·拉贝、美国外科医生罗伯特·威尔逊、“南京活菩萨”明妮·魏特琳拯救中国人的英雄壮举。
　　*后，作者以悲愤的笔触揭露了世人所了解的南京大屠杀、日本占领下的南京、对日本战犯的审判、幸存者的命运等鲜为人知的情节。这本书是关于这段恐怖历史的权威之作。

中文版序
序言
前言
**部分
**章通往南京之路
第二章六周暴行
第三章南京沦陷
第四章恐怖的六星期
第五章南京安全区
第二部分
第六章世人所了解的南京大屠杀
第七章日本占领下的南京
第八章审判日
第九章幸存者的命运
第十章被遗忘的大屠杀：再次凌辱
结语
尾声
致谢
参考文献

它是**本充分研究南京大屠杀的英文著作。
　　——哈佛大学历史系主任柯伟林
　　由于张纯如的这本书，“第二次南京大屠杀”为之终结。
　　——《华盛顿邮报》专栏作家乔治·威尔
　　在这个动荡的世纪即将结束之际，张纯如的著作唤起了民众对“二战”中这段*黑暗历史的关注，为通向未来和平的道路洒满阳光。
　　——《南京大屠杀：历史照片中的见证》的合著者史咏
　　对二战中*令人发指的一幕作了果敢的回顾，改变了所有英语国家都没有南京大屠杀这一历史事件详细记载的状况。
　　——《新闻周刊》
　　对历史和道德进行探究的**力作。张纯如极其认真地对这场大屠杀的各个层面进行了详细叙述。
　　——《芝加哥论坛报》
　　张纯如的外祖父母侥幸逃过了南京大屠杀……她在这部**力作中，详细叙述了这场耸人听闻的大屠杀，她在文中表现的愤怒之情是可以理解的。
　　——《纽约时报》书评
　　该书结构严谨，可读性强……张纯如让这段鲜为人知的历史广受关注。
　　——《国家评论》
　　张纯如的故事读来字字惊心……书中详尽地记录了对这一道德暴行的控诉。
　　《休斯敦纪事报》
　　这是一段不容否认的历史，该书的意义在于，它既记录了人类在实施暴行时的冷酷无情，又通过个人的英雄主义行为让我们看到了希望。
　　——《圣何塞水星报》
　　张纯如提醒我们，不论发生在南京的种种暴行多么令人难以理解，它们都不应该被遗忘——至少不能让遗忘危及文明自身。
　　——《底特律新闻报》
　　张纯如所做的恢复历史的工作非常急迫……她的著作促使世人迈出了承认这场悲剧的重要一步。
　　——《海湾卫士报》
　　正如张纯如在其精妙著作《南京大屠杀》中所言，中国在历史上饱经苦难。该书历数了20世纪30年代后期在中国东部城市南京发生的一桩桩恐怖事件。张纯如写道，南京成为日本士兵练习屠杀手无寸铁、不予反抗的平民的实验室，随后他们将施暴范围扩展到整个亚洲。日本侵略者把受害者比作蝼蚁或畜生，他们精心策划了一场战争，导致几十万——（没有人知道确切数字——）中国士兵和非战斗人员死于非命。张纯如在研究过程中发现了一位出人意料的英雄人物——德国商人约翰·拉贝，他本是纳粹党的忠实成员，目睹这一暴行后一再请求阿道夫·希特勒干预并阻止日本在南京的屠杀，他本人也亲自拯救了无数南京居民的生命。张纯如还提议要求日本政府为其军队的恐怖行径进行道歉和赔偿。
　　——亚马逊书评

通往南京之路
　　要理解日军的所作所为，必须首先弄清楚一系列显而易见的问题。在南京大屠杀期间，究竟为什么日本士兵的行为竟然完全脱离人类基本的行为规范？为什么日本军官允许甚至鼓励这种失控行为的发生？日本政府是怎样参与其中的？日本政府对于从本国渠道获得的报告，以及来自南京大屠杀现场的外籍人士的消息，究竟有什么反应？
　　要回答这些问题，我们必须先从相关的日本历史谈起。
　　20世纪日本人的民族特质是由一种业已存在千年的社会制度锻造出来的，在这种制度下，社会等级的确立和维持是通过军事斗争实现的。千百年来，日本列岛上强大的封建诸侯雇用私人军队，彼此征战不息；到了中世纪，这些军队逐渐演变为日本社会独特的武士阶层，他们的行为规范被称为武士道（即“武士的行为规范”）。为主人效忠而死是武士一生中至高无上的荣誉。
　　当然，这种荣誉规范绝非日本文化首创。古罗马诗人贺拉斯*先指出，每个时代的年轻人对其统治者应尽的义务是：为国捐躯，无上光荣。但是，日本的武士哲学更进一步，对军事义务的界定远远超过了正当和适宜的程度。日本武士的行为规范极为严苛，其*显著的特征是道义上的强制性，即如果没能光荣完成军事任务，就要自杀谢罪：通常情况下武士要在多个证人面前实施高度程式化而又**痛苦的剖腹仪式，大无畏地自杀身亡。
　　到了12世纪，在征战中获胜的家族（因此也是*有权势的家族）首领成为幕府将军，他雇用武士向天照女神的直系后裔（广受尊崇的天皇）提供军事保护，作为交换，武士阶层获得了整个统治阶级的神圣认可。随着时间的推移，*初只有少数人遵循的武士行为规范逐渐渗透到日本文化中，成为所有年轻男子尊崇的行为典范。
　　时间的流逝并没有削弱武士道的精神力量，这种精神在18世纪开始崭露头角，并在现代战争实践中趋于极致。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臭名昭著的神风突击队执行自杀式攻击任务，受过正规训练的日军飞行员驾驶飞机直接撞向美国战舰，日本青年这种誓死效忠天皇、随时准备献身的行为给西方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而且并非只有少数精英团体拥有这种宁死不降的信念，人们惊讶地发现，盟军投降与战死的比例是1∶3，而日军的这一比例则是1∶120。
　　另一种塑造日本人特殊品行的力量来自于它的孤立，既包括地理上的孤立，也包括它自身的选择。15世纪末16世纪初，日本在德川家族统治下实行闭关锁国政策，以免受外国影响。这一政策的本意是保护日本免受外部侵扰，结果却事与愿违，造成日本社会与正在发生工业革命的欧洲完全隔绝，新技术无从传入，进而威胁了国家安全。在长达250年的时间里，日本的军事技术一直停留在弓箭、刀剑和火枪的水平。
　　到了19世纪，事态的发展超出了日本的控制，作茧自缚的日本再也难于自保，陷入了极度不安与仇外的绝望。1852年，时任美国总统米勒德·菲尔莫尔对日本拒绝开放通商口岸的做法极为不满，加上他以“白人责任论”（当时将欧洲扩张主义合理化的一种观点）的心态看待其他社会，于是决定派海军准将马修·佩里前往日本，以终结其孤立状态。佩里仔细研究日本历史之后，决定以大规模展示美国武力的方式震慑日本，逼其就范。1853年7月，佩里派遣一支冒着滚滚黑烟的小型舰队开进东京湾——让日本人**次见识了蒸汽动力。在六七十位手持刀枪、面目凶悍的侍卫簇拥下，佩里昂首阔步前往幕府将军的驻地，要求会见日本的**官员。
　　说佩里的到访使日本人目瞪口呆实在太过轻描淡写了。关于此事，历史学家塞缪尔·莫里森这样写道：“这件事对日本人来说，就如同宇航员宣布形状怪异的外太空飞行器正在飞向地球一样。”3惊慌失措的德川贵族阶级匆忙藏好细软，召开会议，准备应战。但*终他们别无选择，不得不承认美国的军事技术优势，接受美国代表团的要求。仅此一次造访，佩里不仅迫使德川幕府与美国签订各种条约，而且为英国、俄国、法国和德国等国家打开了与日本通商的大门。
　　此次蒙羞在日本这个傲慢的民族心中留下了强烈的怨恨。日本当权精英中，有人私下主张应该立即向西方列强宣战；其他人则主张谨慎行事，认为战争只会削弱日本而非敌国。持后一种观点的人敦促领导阶层安抚入侵者，师夷长技，徐图复仇大计：
　　在机械制造方面，我们还无法与外国人抗衡，因此我们应该与外国保持交流，并学习他们的军事训练方法与战术，等我们（日本）各藩属国团结如一时，就可以走出去，将外国的土地分封给战功卓著的将士；这样，士兵们将争先恐后地表现其勇猛果敢，那时我们再宣战也为时不晚。
　　尽管这一观点并未公开流行，却颇有预见性。因为它不仅预示了日本将要奉行的战略，还描述了日本人长期以来认为生命属于国家而非个人的理念。
　　面对西方入侵，德川幕府没有明确的行动方案，于是决定观望等待——这一决定实际上宣告了其统治的终结。幕府将军安抚外敌的政策与其忠诚支持者的要求相距甚远，招致许多人的唾弃；鹰派反对者也对其大加批判，认为幕府将军对入侵的谨慎回应无异于向外国蛮夷卑躬屈膝。由于确信幕府已经失去统治资格，反叛各藩结成倒幕联盟，推翻了幕府统治，还大政于天皇。
　　1868年，倒幕联盟以天皇的名义获得胜利，并开启了一场轰轰烈烈的革命，旨在将日本从战乱频仍的封建割据国家转变为强大的现代国家。他们将崇拜太阳的神道教尊崇为国教，将天皇视为国家的象征，扫除地方割据势力，进而统一日本列岛。新的帝国政府决心*终战胜西方，因而将武士道精神作为全体公民的道德准则。来自国外的威胁进一步促进了日本列岛的精神净化，这一时代后来被称为“明治维新”。此时日本全国上下回响着各种民族主义的口号：“天皇万岁！驱除蛮夷！富国强兵！”
　　日本以惊人的速度在科学、经济和军事等方面迅速步入现代社会。政府选派**秀的学生到西方国家的大学学习科学技术，政府还控制本国工业，创设兵工厂，建立以征兵制为基础的国家军队，取代地方割据的封建军队。日本还仔细研究美国和欧洲各国的国防战略，其中*推崇德国的军事制度。但是，日本留学生带回的关于西方技术和国防战略的知识击碎了日本长久以来自以为是的军事优越感，使它陷入深切的不安，对将来向西方宣战时必胜的信念产生了怀疑。
　　到19世纪末，日本已准备好大展拳脚，在其亚洲邻邦身上测试自己的新力量。1876年，明治政府派遣一支由两艘炮艇和三艘运输舰组成的海军舰队前往朝鲜，强迫朝鲜政府签订通商条约——此举不禁使人想起当年佩里强迫日本开埠通商的情景。
　　随后，日本在朝鲜问题上与中国发生了冲突。1885年签订的条约虽然确立朝鲜为中国和日本的共同保护国，但10年不到，当中国试图平定一次由日本**民族主义者支持的朝鲜叛乱时，中日两国爆发了大规模冲突。1894年9月，双方宣战后仅仅6周，日本不仅占领了平壤，而且在海战中使中国北洋舰队全军覆没。清政府被迫与日本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该条约规定，中国向日本支付2亿两白银作为战争赔款，割让台湾、澎湖列岛和辽东半岛给日本，并增开4个通商口岸。这次战争后来被称为“**次中日战争”。
　　若不是后来西方列强的干预，日本原本会取得全盘胜利。战后日本获得的**战利品——辽东半岛，由于俄国、法国和德国的干涉，*后被迫归还给中国。这进一步表明遥远的欧洲列强具有迫使日本就范的实力，但这只会激励日本痛下决心，努力在军事上超越西方宿敌。到1904年，日本的军队规模增加了1倍，并在军备制造方面实现了自给自足。
　　这种努力发展军事力量的战略很快得到了回报。日本扬言不仅能在战争中打败中国，而且能打败俄国。在1905年的日俄战争中，日本重新夺取了辽东半岛的旅顺港，并在对马海战中取得胜利，获得库页岛的一半和在东三省的商业优势。对一个过去50年来在西方羞辱中卧薪尝胆，同时又自尊自傲的国家而言，此次胜利实在令人振奋。当时一位陶醉于胜利喜悦的日本教授曾经这样总结整个国家的雄心壮志，宣称日本“命中注定要对外扩张并统治其他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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