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现代中国的形成》姊妹篇，著名历史学者李怀印全新力作，任锋、倪玉平、郭忠华、肖滨、刘永华一致推荐；
• 在二百年视野中理解中国的现代化。自1850年以来，中国现代化走过了何种轨迹？以解决哪些问题作为核心？与西方现代化有何种重要区别？在本世纪中叶建立现代化强国的过程中，又存在哪些比较优势和主要难题？本书对这些基本问题做了令人信服的回答，并大胆预测本世纪中叶中国有望完成历时两百年的现代化全过程；
• 研究视野开阔宏大。本书既有长时段的纵深把握，又有跨区域的横向比较，融合政治史、经济史、文化史等多重视角，将中国置于东亚文化圈乃至世界史的广阔视域中，照见200年来中国现代化发展和演进的历史脉络；
• 理论独特。本书摆脱西方中心论，关注国史叙事的前沿动向，接续了作者关于现代中国形成、发展的恢弘理论，立足地缘战略、财政构造、政治认同这三个国家转型的关键变量，全景式展示中国现代化过程中的复杂互动，透析中国的现代化之路；
• 观点聚焦，新见迭出。本书不囿于任何一家学说、一种主义，而是以“现代化”这一概念为核心，以中国自身发展路径为方法，围绕中国现代化200年的历史反思和经验总结，对西方现代化理论、全球化理论等进行深刻辨析，澄清了隐伏其中的迷思，从而揭示出中国自身的历史轨迹与特色所在；
• 强烈而敏锐的现实关怀。本书现实意义显著，以极强的问题意识，持续关注1850年以来中国现代化的实践历程及理论构建，从晚清时期现代化的艰难启动到改革前30年的经济增长，再到改革开放以来的经济奇迹等，既立足历史，又放眼现实和未来，关照当代中国国家发展和转型等深层问题，展望21世纪中叶中国完成现代化全过程的综合图景。

编辑推荐

    自1850年以来中国近代社会之巨变，不是一段西方因素不断输入而中国仅仅被动回应的历史，而是中华民族主动上下求索、积极变革，最终有所蜕变的抗争史。作为《现代中国的形成：1600—1949》的姊妹篇，本书延续了之前的理论框架，即以地缘、财政、认同多线条为一体，爬梳了中国现代化曲折复杂的历史轨迹，阐释其政治经济的多重逻辑。《现代中国的形成》中的未竟之语，作者都写在了本书。

    此外，本书不忽视难以把握的历史潜流，不回避一些必须直面的问题，坚持正面的从容剖析，让史实说话，对改革前30年中国经济发展的成败、中国主流经济学界的误区等问题，进行了冷静客观的历史分析，进一步突出中国的“大国竞争优势”。

    同时，根据作者的分析，中国的现代化发轫于1850年代，始自国人有意识地探寻最适合自身国情的生存发展道路。从那时起，几乎每过半个世纪，中国便会朝着现代化的目标，迈上一个新台阶。19世纪后半期，凭借大国的规模优势和古老文明的韧性，晚清政权避免了四分五裂的厄运。20世纪前半期，中国成功地从一个传统的疆域国家，转型为高度集中统一的现代主权国家，并且在随后的半世纪完成从农业国到工业国的过渡。21世纪以来，现代化进入全新阶段，即在大国竞争的条件下，再花半世纪的时间，实现全方位的现代化。作者大胆预测，中国有望到2035年前后，稳步迈入发达国家的门槛，最终将于本世纪中叶，不仅在物质文明上，而且在政治文明上，走在世界上先进国家的前列，完成历时两百年的现代化全过程。

现代化是近代中国以来的不懈追求。中国现代化走过了何种轨迹？以解决哪些问题作为核心？与西方现代化有何种重要区别？在本世纪中叶建立现代化强国的过程中，又存在哪些比较优势和主要难题？

——编者按

序：在二百年视野中理解中国的现代化

中国的现代化，是在现代科学技术不断进步并且对全人类构成前所未有的挑战和机会的条件下，古老的中华文明所经历的一场前所未有的巨大转型过程。

这种文明转型，在此前的中国历史上，仅有过两次。

头一次是在四千多年前，华夏先民经历了一场从石器时代到青铜器时代的伟大变革，其结果便是告别了远古时代如满天星斗般分布于华夏大地的林林总总的小型酋邦，进入具有强大辐射力和持续能力的夏、商、周这样一些大型王国时代，其范围从黄河中下游不断地向外拓展，逐渐延伸到长江中下游流域，形成统一的文明体。

第二次是在两千多年前，华夏文明经历了一次铁器革命。其结果是农业、军事和政治转型的三合一过程。农业上中国从此告别刀耕火种，进入精细化农耕时代；军事上告别以战车为主力的有限冲突，进入以步兵为主的大型战争时代；政治上结束了列国竞争，进入秦王朝所开启的大一统时代。

从19世纪开启的中国现代化，本质上是世界范围的现代化运动的一部分。这场运动源自欧洲的工业革命，既给最早卷入其中的西方各国创造巨大物质财富和赋予其自我摧毁能力，也带来吞噬整个非西方世界及其传统文明的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恶浪。中国是亚洲和非洲大陆少数几个成功避免被欧洲列强所征服和殖民的国家，并且在经历19世纪的艰难图存和20世纪的伟大转型之后，正在以复兴的姿态和无限的潜力，重新走在世界各大文明体的前列。

中国的现代化，还是国人有意识地探寻最适合自身国情的生存、发展道路的过程。因此，谈中国现代化的历史轨迹，不得不追溯到魏源的《海国图志》一书。正是在这本书中，魏源带领国人，第一次全面地认识中国之外的世界大势，提出“师夷长技”的应对之道。这本书从初刻到修订完成，前后历时十年；可以说，魏源的思想认识基本定形，差不多是在1850年前后。

从那时开始，几乎每过半个世纪，中国的现代化都要经历一个关键的转折。

最初的半个世纪，从1850年前后到19世纪90年代晚期，国人面临的最大难题，是如何在外来现代文明的强烈冲击下，避免被列强肢解、瓜分的命运。过去，从梁启超开始，再经过胡适和蒋廷黻等人的诠释，人们对这段历史的认识，基本上持否定态度，把19世纪的清朝中国等同于一个固步自封、因循守旧的“老大帝国”，把晚清这段历史等同于丧权辱国。人们还认为，如果说同治、光绪年间的中国有什么变化的话，也仅仅局限在“器物”层面，即所谓“洋务”运动；并且正是因为没有触及“制度”层面，所以这场运动失败了。

其实，在19世纪六七十年代，摆在当政者面前的，有两大任务，即东部各省的“海防”和西北内陆的“塞防”。如果说海防是失败的——在甲午战争中输给日本并割让台湾，那么，至少另外一半，即把入侵并控制新疆大部的外来势力驱逐出去，则取得圆满成功。而西北内陆对中国地缘战略和民族生存的重要性，无论在18和19世纪的清朝，还是在21世纪的今天，都不可低估。

进一步而言，晚清这段历史，如果不是仅仅跟明治时期的日本做对比，而是放在近代以来整个非西方世界的大视野下加以考察，那么，它最为突出的地方，其实并不是过去人们通常认为的丧权辱国，而是中国在帝国主义汹涌浪潮的反复冲击下，居然成功避免了四分五裂的命运；在丧失部分主权和领土的同时，中国相对完整地从一个传统的王朝国家转型为一个近代主权国家，大体上维持住清朝在18世纪中叶鼎盛时期所奠定的疆域格局，即内地各省加上东北、内外蒙古、新疆和西藏等边疆地区。放眼近三百来的整个世界，所有其他的庞大帝国或王朝国家都早已支离破碎，只有中国能够做到维持疆域格局的大体完整和长期延续，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

如果说，从梁启超到蒋廷黻这两代人，出于救亡图存的情怀，有必要突出晚清“丧权辱国”的历史叙事的话，那么，在21世纪大国之间地缘竞争加剧和中国走向现代化最后冲刺阶段的大背景下，有必要重新认识这段历史。过去人们只看到晚清统治精英“腐败无能”，却有意无意低估了从秦汉到明清一脉相承又不断演进的华夏王朝传统体制的强大韧性。这种韧性不仅来自建立在择优录用的科举制基础之上的中央集权官僚国家所展现的动员、调适能力，而且也源自中华文明本身经过千百年来的发育成长所享有的大国红利，即庞大的人口规模和资源优势。正是国家能力之“强”与规模之“大”的奇特结合，支撑了中国作为一个文明体在19世纪的整个非西方世界所展现的超乎寻常的抗压能力和应变能力。

概言之，在头半个世纪，中国在现代化道路上完成了两个必要步骤。一是顶住了外来现代文明的反复冲击，避免了既有疆域的分解和整个文明的衰亡，从而为中国在20世纪转型为一个现代国家提供了牢固的物理空间，这是中国相对于其他非西方国家做得最出色的地方。二是在反复试错的过程中，终于摆脱了原有的“上国”心态，认识到中国要应对“数千年未有之变局”，不仅要“师夷长技”——也就是学习外国的洋枪洋炮和先进的制造工艺，还要变更整个的国家制度，把国家转型的任务提上议事日程。

因此，从19世纪90年代晚期开始的第二个半个世纪，中国现代化的主要任务，便是如何将中国从一个传统的疆域国家，打造为高度集中统一的现代主权国家。具体而言，这项任务分为对外和对内两个部分。对外要使中国成为一个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并且在国际上得到承认的国家；对内要形成一个高度统一和集中的国家组织。

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际，这项任务完成了一半，也就是对外的部分。通过国民革命和抗日战争，中国逐步恢复了关税自主，取消了列强在华领事裁判权和设立在中国各口岸的大大小小的租界，恢复了对台湾和澎湖列岛的主权，确认了对南海诸岛的主权，并且在1945年成为联合国创始成员国和安理会五大常任理事国之一，从而在政治上奠定了中国的大国地位。任务的另一半，也就是打造一个在内部组织上高度统一集中的现代国家，到1949年随着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解放战争的结束，也得以完成。

由此所形成的现代中国，有一个鲜明的特征，即“既大且强”。

“大”是指其领土面积、国土资源和人口规模。这既得益于秦汉以来华夏民族所展现的强大生命力、涵化力和向心力，更直接受惠于清朝在其前期的疆域开拓和整合，中后期的勉力维持，以及终结之际通过清帝逊位诏书，由新生的中华民国以“五族共和”的形式，完整地继承其全部疆域。同样至关重要的是，在国难最为严重的日本全面侵华战争时期，中华民族作为一个整体，展现了强大的团结力和组织上的巨大韧性，使中国在经历八年全民族抗战之后，成功地上升为一个主权基本完整的大国。

“强”是指其内部组织结构。从远处说，这种高度统一集中的组织结构，可以追溯到秦汉时期所形成的中央集权官僚制国家；它排除了如同欧洲中世纪历史上所出现的强大宗教组织、地方贵族和城市自治组织对封建王权的制约，使“大一统”成为中国历史的主流。从近处说，它是对晚清以来权力从中央向地方转移、再到民国初年政治上走向四分五裂的一种回应或反动。应对的方式，是打造一个高度统一集中的政权组织，并且使这种组织从区域逐步推向全国。在相互角逐的各支政治势力中间，只有组织和权力最为统一集中的一方，才能有效地动员和使用人力物力资源，从激烈的对抗和竞争中胜出。在20世纪前半期的中国，现代国家的建造过程因此呈波浪式地向前推进，并且环环相扣，最终产生的必然是一个比此前的任何政权都更为统一集中的国家组织。

正是在这种“既大且强”的体制之下，中国的现代化进入了第三个半个世纪，它包含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最初三十年，以及改革开放的头二十年。这半个世纪的最大特征，是中国的经济建设全面发力，完成了几代人的梦想，即中国的工业化。

工业化的快速推进，得益于背后的两种相互迥异但又相辅相成的经济体制。前30年的计划经济，使中国得以有效地动员和利用全国的人力物力资源，以调控全社会的消费需求为代价，全力从事由国家主导的工业化建设。其目的是在两个超级大国主导世界地缘政治格局的条件下，确保中国的自主生存和发展能力。通过一整代人的奋斗，中国成功地建立了一个门类齐全的现代工业体系，并且具备了足以确保自身安全的国防能力。

从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中国进入改革开放阶段，国家的经济发展战略发生根本变化，即利用相对宽松、有利的国际环境和前30年所奠定的工业化基础，致力于改变宏观经济调控机制，改造微观经济组织，目标是完成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转型，并且通过吸引外资和扩大外贸，加入国际经济大循环，从而带动国民经济快速增长。

到20世纪90年代末和21世纪初，这两个目标均已实现。随着国有企业改制的完成，中国初步形成了一个现代市场经济的制度架构；随着2001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中国加快了融入世界经济的速度。中国的经济总量和人均GDP也在此过程中突飞猛进，维持了长达二十几年的加速增长状态。到1999年，第二、三产业在国内生产总值中的比重，已经从改革之初（1979年）的69%上升到82%。如果我们把第二、三产业在国内生产总值中占比80%以上，视作工业化的一个基本尺度的话，那么，中国经济的工业化目标，到90年代的最后两三年，已经基本实现。

从21世纪初开始，中国进入全新的发展阶段。这一阶段的最大挑战，是如何在大国竞争的条件下，花半个世纪的时间，实现中国的高度现代化。所谓高度现代化，有一个标准，就是人均GDP按当下不变价计算，到2050年前后，达到5万美元上下，接近目前排名靠前的西方发达国家的水平。

在21世纪头十多年，中国的经济增长势头举世瞩目。以2001年加入WTO为起点，外来投资和对外贸易迅猛增长；与此同时，在企业改制完成之后，以民营企业为主导的地方经济迸发出前所未有的活力；房地产业也取代了过去的乡镇企业，成为拉动需求的新增长点。这几股力量合在一起，驱动中国国内制造业的急剧扩张，带来农民进城的汹涌大潮和城市化的加速推进。中国的经济增长和社会变迁，由此进入“走向成熟”阶段。中国的经济规模也因此迅速扩大，世界排名逐年攀升。2008年在北京举办的第29届奥林匹克运动会，成为中国向全世界展示国力和对外开放形象的一场盛典。到2021年，中国的人均GDP已经达到12,500多美元，位居中等收入国家的前列。

中国的快速崛起，特别是中国地缘政治影响力的扩大和中国制造业从低端向中高端的升级势头，引起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美国的防范和阻拦。美国除了在地缘政治上联手所谓印太地区的盟国及其伙伴，试图对中国进行战略围堵，还在2017年特朗普就任总统之后，发起持续多年的对华贸易战，并且在高科技产品对华出口方面实行限制、断供，试图将中国的制造业限制在全球产业链的中低端。中国是否会因此掉入所谓“中等收入陷阱”，成为世人关心的问题。

但中国具备普通发展中国家所欠缺的一系列大国竞争优势。其中既有数千年来华夏文明的历史演进所带来的内在优势，包括辽阔的疆域及其所蕴含的丰富自然资源，民众对教育的高度重视及其所带来的高质量人力资本，儒家文化影响下所形成的入世精神及其所孕育的勤劳、节俭的价值观，以汉族为主体的庞大人口及其在语言文化上的高度同质性，以及由此所产生的一个规模庞大且高度整合的国内市场，等等；又有20世纪前半期的历次革命运动所造就的高度统一集中的政权体系，及其所展现的巨大动员和调控能力。这些优势汇聚在一起，构成中国所独有的“元实力”，即一种源自文明底层且契合现代发展要求的力量，将对中国经济的稳定增长起到强有力的支撑作用。

不过，现代化过程充满变数。从当下到2035年前后，这十来年将是中国现代化最后半个世纪里面，最为关键的一个时段。大国之间的地缘竞争将进一步加剧，来自外部的风险日益增高；与此同时，在现代化后期，民众对改善生活水平的期待急剧上升，对现实生活中存在的落差也越来越敏感。所有这些，都带来经济增长和社会稳定的不确定性。如果这十来年能够平稳度过，不出大乱，经济上维持5%左右的年均增长率，那么，到2030年前后，最迟至2035年，中国的人均GDP按当下不变价计算，将达到20,000美元左右。中国将告别中等收入国家的行列，稳步迈入发达国家的门槛。同时，在科技研发上，中国的科技产业将能够摆脱目前的瓶颈，全面进入全球产业链的上游，与西方科技大国并驾齐驱。中国经济将跃上高质量发展的新台阶，中国社会也将基本完成城市化过程，实现整个社会的现代转型和全面整合。

迈过了这道坎儿，一切将柳暗花明，水到渠成。2035年以后，再花15年左右的时间，实现全方位的现代化，不仅在物质文明上，而且在政治文明上，走在世界上先进国家的前列，最终完成发轫于1850年代的中国现代化200年历程。

是为序。

李怀印

2024年3月5日

——节选自李怀印《中国的现代化：1850年以来的历史轨迹》，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5年1月

李怀印先生的著作在二百年视野中理解中国的现代化，重识历史轨迹，进而眺望路线图，论述宏富而洞见层出。我们行进其间的时代故事，既展现为给定命题下风云激荡的艰难答卷，也蕴涵了“元实力”所依托的文明传统之壮阔更生。摆脱了西方中心论的俘获，国史叙事的前沿动向寄寓书间，与近年兴起的历史政治学若合符节，更挑战了现代化理论丛的极限。追昔抚今，二百年来谁著史，来疑沧海尽成空。雄关漫道真如铁，天人同心从头越。

——任锋，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

本书是《现代中国的形成：1600—1949》的姊妹篇，完整构筑了作者关于现代中国形成、发展的恢弘理论体系。作者在书中深刻揭示出，近200年来的中国经验强烈证明，在西方式现代化之外，存在着一条即有鲜明特色又兼具普遍特征的中国式现代化发展之路。

——倪玉平，清华大学历史系

现代化是近代中国以来的不懈追求。中国现代化走过了何种轨迹？以解决哪些问题作为核心？与西方现代化有何种重要区别？在本世纪中叶建立现代化强国的过程中，又存在哪些比较优势和主要难题？本书对这些基本问题做了令人信服的回答。围绕“中国的现代化”这一主题，立足财政、地缘和认同的分析框架，本书徐徐展开了一幅从原初型血缘国家向地缘国家、主权国家和工业国家依次过渡的宏伟历史画卷。本书既立足中国历史，又放眼现实和未来；既注重中西比较，又注重将中国置于全球背景中进行考察，从深远的时空视野展现了中国现代化展开的独特方式。

——郭忠华，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政治学系

中国式现代化是什么？答案蕴含在古老的东方大国自1850以来探索现代化近200年的历史进程之中。解读这一惊心动魄的故事，描述其曲折复杂的历史轨迹，阐释其政治经济的多重逻辑，展望其未来的发展前景，《中国的现代化：1850年以来的历史轨迹》为我们理解中国式现代化提供了历史把握与理论分析相互支撑的学理资源。

——肖滨，中山大学政治与公共事务管理学院

本书以史家的冷峻之眼，系统梳理了1850年以来中国现代化的发展阶段和演进轨迹，深入阐发了中国“元实力”在这一进程中扮演的重要角色，指出经济建设、科技研发与制度纠错是走出中等收入国家陷阱的关键。书中既有长时段的纵深把握和跨区域的横向比较，也不乏对当代局势的清醒认知，可为思考当下变局提供较为靠谱的向导。

——刘永华，北京大学历史学系

20世纪中国知识界对现代化问题的探讨，以“五四”前后的中西文化问题论战和30年代中国文化出路及现代化道路的讨论最为引人注目。“五四”前后的讨论，主要是围绕东西方文化比较，以及东方化(孔化)还是西方化(欧化)之争展开的。30年代的文化论争，基本上是前者的延续，主要局限在中国文化出路的问题上，其中主张最为激进的知识精英，如胡适、陈序经等人，与“中国本位”的观点针锋相对，打出“全盘西化”的口号。这场争论表面上看跟“现代化”问题的关系似乎不大。但是，实际上，这却是中国知识分子开始产生自觉的现代化意识的标志。

——编者按

从“变法”“西化”到现代化：中国知识界的探索

中国人第一次清醒地意识到现代文明的巨大力量是在19世纪60年代之后。在此之前，欧美地区汹涌澎湃的现代化浪潮虽然已经通过各种渠道影响到中国，但晚清士人大多无动于衷，极少数留心时务的有识之士在对西方社会政治和风土人情做了一番了解和介绍之后，也未曾进一步推究掩藏在这些现象背后的一场巨变。还有相当一部分官僚士绅，对于西方的科技和物质文明一直采取贬低和不屑的态度，要么认为这些东西中国古已有之，不足为奇，要么断言它们纯属奇技淫巧，派不上实际用场。

第二次鸦片战争(1856—1860)后，这种情况有了变化。一部分清朝上层官员在军事和外交方面跟西人打了多年交道之后，深切感受到，现在所遇到的对手，前所未见。用李鸿章(1823—1901)的话说，是“数千年来未有之强敌”，其“轮船电报之速，瞬息千里；军器机事之精，工力百倍，炮弹所到，无坚不摧，水陆关隘，不足限制”，因此，中国已面临一场“数千年来未有之变局”。这些务实派官员已朦胧地认识到，现代化是世界潮流，中国走现代化道路也是大势所趋，刻不容缓。只有敞开国门，学习西方长技，中国才能生存于当今世界。不过，从这里也可以看出，李鸿章的主张，仅限于学习西方的技艺和物质文明，并没有涉及其他方面。事实上，19世纪六七十年代以后出现的“自强”运动，也一直是围绕着器物层面展开的。晚清同治、光绪年间务实派官僚对“洋务”的理解，后来被人们总结为这样一条公式，即“中学为体，西学为用”。

到了19世纪末，中国出现了一批由旧式士大夫转化而来的近代知识分子群体，他们对现代化的认识比六七十年代的务实派进了一步。康有为(1858—1927)在谈到近代西方各国的进步历史时，说过这样一段话：“然而是三百年间，适当欧人新世勃兴，科仑布则寻得美洲，渐乃觅得全地以增新识，意大利文学复兴后，新教出而旧教殕，于是培根、笛卡儿创新学、讲物质，自是新艺新器大出矣。突人得大炮火药于蒙古而输之欧，于是破封建万千之侯垒，而王权成，腾扬丕天之革命波，而立宪遍于各国矣。至近世百年，诸欧治定功成，其新政新法新学新器，绝出前古，横被全球，其汽船、铁路、电线、汽球并出齐奏，绝地通天，欧人用以囊括四海，席卷大宇，无有留者。”

可见，康有为对西欧各国现代化的历史线索(从科学革命到政治革命再到工业革命)已经有清楚的认识。不仅如此，康有为还强调，现代化是一场涉及各个领域的全面性变革。用他自己的话来说，“方今(中国)累经外患之来，天下亦知旧法之敝，思变计图存矣。然变其甲不变其乙，举其一而遗其二，枝枝节节而为之，逐末偏端而举之，无其本原，失其辅佐，牵连并败，必至无功”。为了说明这一点，他区分了“变事”与“变法”两个概念。“今天下之言变者，曰铁路、曰矿务、曰学堂、曰商务，非不然也。然若是者，变事而已，非变法。”所谓变事，就是仅仅在经济、技术层面进行变革，变法则是有“规模”、有“条理”、有“纲领”、有“节目”、有“宪法”、有“章程”，“损益古今之宜、斟酌中外之善”的全面性变革，因此，“不变则已，若决欲变法，势当全变……本末并举，首尾无缺，治具毕张，乃收成效”。

梁启超(1873—1929)则把中国所面临的巨大变革理解为“过渡时代”所特有的现象。他认为，欧洲各国近两百年来均处在过渡时代，英国算是其中“顺流而渡”的国家，法国“乱流而渡”，德国、意大利和瑞士则是“方舟联队而渡”，美国、匈牙利“攘臂凭河而渡”，东南欧小国的内哥罗、塞尔维亚和希腊皆为“借风附帆而渡”。至于中国，过去一直处在“停顿时代”，“数千年来，常立于一定不易之域，寸地不进，跬步不移，未尝知过渡之为何状也。虽然，为五大洋惊涛骇浪之所冲击，为十九世纪狂飙飞沙之所驱突，于是穷古以来，祖宗遗传深顽厚锢之根据地遂渐渐摧落失陷，而全国民族亦遂不得不经营惨淡，跋涉苦辛相率而就于过渡之道。故今日中国之现状，实如驾一扁舟，初离海岸线，而放于中流”。在世界范围的现代化浪潮冲击之下，中国也已经进入过渡时代。梁启超进一步指出，在过渡时代，有这样几件事有待国人去做：“语其大者，则人民既愤独夫民贼愚民专制之政，而未能组织新政体以代之，是政治上之过渡时代也；士子既鄙考据词章庸恶陋劣之学，而未能开辟新学界以代之，是学问上之过渡时代也；社会既厌三纲压抑虚文缛节之俗，而未能研究新道德以代之，是理想风俗上之过渡时代也。”由此看来，梁启超把政治制度、思想学术、社会风尚的变革，当成现代化过程中首先要完成的几个重要环节。

20世纪中国知识界对现代化问题的探讨，以“五四”前后的中西文化问题论战和30年代中国文化出路及现代化道路的讨论最为引人注目。“五四”前后的讨论，主要是围绕东西方文化比较，以及东方化(孔化)还是西方化(欧化)之争展开的。30年代的文化论争，基本上是前者的延续，主要局限在中国文化出路的问题上，其中主张最为激进的知识精英，如胡适、陈序经等人，与“中国本位”的观点针锋相对，打出“全盘西化”的口号。这场争论表面上看跟“现代化”问题的关系似乎不大。但是，实际上，这却是中国知识分子开始产生自觉的现代化意识的标志。这是因为，19世纪清朝官僚和士大夫精英的“现代化”要求，都是在外来冲击的刺激下被动地产生的，也可以说是出于自救所做出的一种本能的反应；而“五四”前后的文化论争，从一开始便表现为对鸦片战争以来中国现代化历史的自觉的反思，并不是源自外界刺激，所以，这场讨论并没有针对紧迫的政治现实问题，而是把中国的根本出路当作主题。中国知识分子从20世纪对西方文明从器物和制度两个层面进行被动、消极借用的失败教训中，发现有必要从更深层的文化领域探寻中国的富强之道，这意味着一种主动积极的、自觉的现代化意识已处在孕育之中。从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把“五四”前后长达十余年之久的中西文化论战，视为中国知识分子产生自觉的现代化意识的肇端。

20世纪30年代关于中国现代化道路问题的讨论也值得重视。在这场讨论中，国人第一次明确提出了“现代化”概念。不少学者在探讨现代化的具体问题时，先对“现代化”一词的含义做了解释。有的把现代化做了广义与狭义的区别，认为广义上“现代化含有进步的意思。现代的人，应该比古代的好，现代的物品，应该比古代的好，今日的人与物，如果真比从前的好，那就现代化了”。狭义的现代化则等同于工业化：“但就国家社会而言，现代化即是工业化(industrialization)。凡一个现代化的国家即是一个工业化的国家。至于政治是不是要民主，宗教是不是要耶稣，这与现代化无必然的关系。……工业化为其他一切的现代化之基础，如果中国工业化了，则教育、学术和其他社会制度，自然会跟着现代化。”其他学者的观点与此大致相同，如有的认为：“所说现代化，最主要的意义，当然是着重于经济之改造与生产力之提高。”有的说：“所谓现代化，其实就是工业化。”还有学者把现代化理解为生产现代化，“生产技术自从十八世纪末叶发明纺机之后，就随着科学的进步，时间的推进，日逐翻新，向着现代化的路程走”，并认为生产现代化具有这样几种含义和特征：(一)生产机械化；(二)生产合理化；(三)生产计划化。

除了对“现代化”含义予以界定，参加这场讨论的学者均把注意力放在现代化的具体问题上，包括现代化模式的选择(是资本主义道路还是非资本主义道路，是施行自由放任的经济政策还是实行统制经济体制)，现代化的前提和条件，自力更生与利用外资的关系，轻重工业的关系，等等。

把“五四”以来中国知识界对现代化的认识过程，跟西方现代化思想演变过程做一比较，可以发现两者之间存在不少相似之处。首先，从观点上看，无论20世纪早期的中国知识分子，还是西方现代化研究的一些先驱人物，都带有机械、片面的特征。在西方，从韦伯的“理想型”(ideal type)和帕森斯的“模式变项”演变而来的现代化理论，由于把现代化与传统视为截然对立的两极，早已受到人们的批评。“五四”前后中国知识分子对待中西文化问题同样持僵硬的态度，要么主张复古主义的“中国本位论”，要么提倡“全盘西化”，认定中国文化(象征着传统)与西方文化(现代)相互排斥，不能共存。

其次，在方法上也有类似之处。在西方，从韦伯到“二战”后行为革命影响下崛起的以帕森斯为首的系统(结构)论者，均刻意追求不同体系的分类设计、抽象概括、概念的对比排列。同样，在中国，无论是陈独秀这样的改良派，还是如梁漱溟这样的保守派，对中西两种不同文化体系的分析，也都采用了机械地排列、对比的方法，甚至被人讥为“整齐好玩”。非历史主义，以及由此产生的脱离实际、高度主观的观点，是上述中西学者共同的缺陷。

最后，从现代化认识过程的发展变化来看，西方现代化理论直接肇始于20世纪早期德国社会学家韦伯关于现代资本主义社会“合理化”过程的研究，时间上跟中国知识分子自觉的现代化思想孕育阶段相差无几。也就是说，两者的起点相差不大。然而，韦伯学说的活力，直至战后五六十年代才充分显露出来。对比之下，中国知识界的现代化思想早在30年代即已明确产生。不仅如此，三四十年代中国学者对“现代化”概念的认识，对现代化过程复杂性的理解，以及对中国现代化道路的思考，在某些方面所达到的深度，跟五六十年代西方现代化理论家的研究相比，显得毫不逊色。例如，关于中国落后于西方的原因，许多学者既不像六七十年代的激进派发展论者那样，完全归于外部因素(帝国主义)，也不像自由派学者及现代化论者那样，专从社会内部寻找，甚至归于百姓的“愚、贫、弱、私”，而是从国内、国际两个角度进行全面的分析，指出中国现代化不成功的真正原因在于“封建传统和外来强权”。有的学者大胆指出，“要根本上排除中国现代化的困难和障碍，是应从打倒帝国主义、推翻现社会制度入手”。至于中国将如何具体实现现代化，某些学者甚至预见到在农业上废除土地私有制、实行土地改革、走农业集体化道路，在工业上实行非资本主义计划经济体制的必要性。此外，诸如怎样处理自力更生与合理利用外资的关系，如何协调农业和轻、重工业之间的关系，以达到国民经济的平衡发展，在讨论中都有精彩的阐发。不言而喻，20世纪前期中国知识界的现代化思想，是一份值得加以珍惜和认真总结的宝贵遗产。

——节选自李怀印《中国的现代化：1850年以来的历史轨迹》，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5年1月